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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误解”之内涵界定

马庭彪


　　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是表意人将其内心意欲实现的一定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于外部的行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意思表示可能因某种原因使表意人的表示行为与其内心效果意思不相一致。“意思表示错误”或称“错误”，主要是指当事人所为的意思表示与内心的意愿不相一致的情况，而这种不一致情况的产生是由于当事人的错误所造成的。并非所有的错误都能使允诺人逃避其允诺的后果，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造成错误的允诺人才能免受自身错误给自己带来的麻烦，否则就有违于合同法维护交易安全和公正的要求。在这一问题上，所有的法律制度的认识都是一致的，各国的立法均作了规定，仅对某些错误法律予以调整，而对其他错误法律则不予调整。然而，二者的界限究竟在何处？这是一个长期以来理论和实践上争论不止的研究课题。
　　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或者撤销。《合同法》第54条也对此作了概括性的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合同。也就是说，在我国，法律规定只有构成重大误解时才会影响合同效力，当事人才有申请变更和撤销合同的权利。但无论是《民法通则》还是《合同法》均未对所谓的“重大误解”进行界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民通意见》 ）第71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这一规定虽然比《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要具体得多，但却不是对“重大误解”的定义，充其量不过是对司法实践中应该认定、可以认定为属于“重大误解”情形的范围的一种列举。根据这一规定，“重大误解”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标准：一是必须为司法解释所列举的类型；二是必须有较大的损失。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对《民通意见》第71条规定的“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中的“等”字应如何理解？是作“列举未尽”的理解还是作为“列举煞尾”来认识呢？若是前者，难免存在恣意扩大“重大误解”外延之嫌；若是后者，又有难以全面列举的忧虑。因此，无论采何种理解，都无法从跟不上说清何为“重大误解”。（二）“较大损失”的标准如何确定？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地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东部发达地区的富商将一个价值50元的标的物以500元的价格出售给一个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后相对人以“重大误解”主张撤销。在这种情况下，这450元的损失是否可以算得上“较大损失”呢？这就给司法工作带来了诸多的不便和混乱。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对“重大误解”做出科学的定义，确定相对明确、清晰的标准和界线，才能使其对司法实务更具指导和实践意义。据此，利用比较的方法，分析借鉴不同国家地区有关合同“错误”的定义，对我国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大陆法系国家的有关规定
　　1、《德国民法典》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119条规定：“（1）表意人所作意思表示的内容有错误，或者表意人根本无意做出此种内容的意思表示，如果可以认为，表意人若知悉情事并合理地考虑情况后即不会做出此项意思表示时，表意人可以撤销该意思表示。（2）交易中认为很重要的有关人的资格或者物的性质的错误，视为意思表示内容的错误。”可见，《德国民法典》将错误分为了“处理中的错误”[ 李先波：《合同有效成立比较研究》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和“动机上的错误”[ 同上。]。其中前者是指表意人的意思是根据正确的认识正确地形成的，但意思表述上是错误的，这是一种实质上的错误，是可以撤销的。后者是指意思本身是根据错误的认识而错误地形成的，这种情况下，只有在“表意人若知悉情事并合理地考虑情况后即不会做出此项意思表示时”，才可以撤销。我们知道，对于错误的意思表示，从表意人的利益考虑，允许他纠正错误是合情合理的；但从社会利益考虑，则势必会对正常的商业交往造成不利的社会影响，同时也对他人利益造成损害。因此，德国法实际上是对上述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矛盾采取了折衷的处理方法。但这种处理规则，忽略了允诺人在产生错误时是否有过错，或者错误可否被对方察觉，或者对方根本就完全不知情等问题。这种规则的合理性不得不令人怀疑。
　　2、《奥地利民法典》的有关规定。该法典第871条规定，“只有当错误涉及到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属性，并且这些都在意思表示中特别地、清楚地指出了时，这样的错误才会像德国民法典中的错误一样具有意义，这样的错误才是可撤销的。并且，即使允诺人犯了如上的错误，他也不能撤销合同，除非他证明存在以下三种事实之一：错误由另一方当事人引起；任何情况下，这个错误都是对方显而易见的；在合理时间内（in good time）向对方提示错误。”[ 李先波：《合同有效成立比较研究》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9页。]这样的规定相较于德国民法典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
　　3、《法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在法国合同法中，错误作为同意的瑕疵，是指合同的订立是基于对实际存在的事实的一种相反的认识，亦即至少有一方当事人对行为的基本条件发生认识上的错误。法国学者将错误分为“重大错误和次要错误两大类。重大错误包括障碍性错误和无效性错误”[ 吴兴光 龙著华 周新军 叶昌富：《合同法比较研究》 ，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两者都能够对合同的效力产生重大影响。次要错误则对合同效力不产生影响。障碍性错误是一种最为严重的错误，包括对合同性质的误解，对标的同一性的误解以及对合同原因客观上是否存在的误解等。法典对此没有作规定。无效性错误是根据法典第1117条的规定，可导致合同相对无效的错误。该条规定：“错误，仅在涉及契约标的物的本质时，始构成无效的原因。如错误仅涉及当事人一方愿与之订约的他方当事人个人时，不成为无效的原因；但他方当事人个人被认为契约的主要原因时，不在此限。”可见，在法国，无效性的错误有两种：一种是对标的物本质的错误，另一种是对当事人的错误。涉及当事人个人的错误，除非对方当事人个人的身份被认为是合同的主要基础，法律才予以调整。除上述提到的相对无效的错误外，当事人其他错误一般不能成为合同无效的原因，这类错误统称为错误，主要有： “（1）在非‘基于人的关系’而订立的合同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错误；（2）对标的物本质之外的其他因素的错误；（3）对订立合同的动机的错误；（4）计算上的错误。 ”[ 同上，第91页。]
　　4、《意大利民法典》的有关规定。该法第1428条规定：“当错误是本质性的并为缔约另一方可识别时，错误是合同得撤销的原因。”[ 转引自吴世珍：《论重大误解》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何谓“本质性”的错误呢？第1429条规定，“如果错误：涉及契约性质或者标的物时；涉及交付标的物的同一性，或者根据一般标准及有关情况应当由合意确认的同一标的物的质量时；涉及由缔约方确认他方缔约人的身份或基本情况时；涉及构成惟一或主要原因的法律错误时，即属本质性错误。”[ 李先波：《合同有效成立比较研究》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237页。]何谓“可识别”的错误呢？对此，该法第1431条作了规定，所谓可识别的错误是指根据契约的内容，契约的具体情况或者缔约人的身份，只要是尽到正常注意义务即可发现的错误。意大利民法典对错误的规定可谓是大陆法国家中最为完备和合理的规定了。　
　　（二）英美法系国家的有关规定
　　1、英国法的有关规定。英国合同法上的错误，主要是指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对订立合同的客观条件产生误解，并依此误解签订了合同。现代英国法学界普遍将错误分为共同错误、相互错误和单方错误三类。共同错误是指双方当事人对同一合同要素发生相同的认识错误，结果双方订立的合同虽然符合意思表示一致的形式要件，但这种一致建立在双方发生共同错误的基础上，合同中的意思表示均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相互错误，是指双方意图指向的标的不一致，当事人一方以为就此标的订约，而另外一方当事人以为就彼标的订约。单方错误，即一方当事人发生了错误，但另一方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这一错误，却保持了沉默，合同就此订立。英国普通法一般不轻易承认当事人的错误会影响合同的效力，无论是何种错误，只有构成有效力的错误才能使合同无效，其他错误，原则上都不影响合同的有效性。机械地运用普通法的规则，会造成一定的不公平。因此，英国法院越来越倾向于采用衡平法来处理错误。一项错误要获得衡平法救济，则该错误必须是根本性的。具体包括对合同标的物质量或者价值产生的严重错误等等。
　　2、美国法的有关规定。美国法中的错误，是指合同当事人对于构成他们之间交易的基础的事实在认识上发生错误。《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151条、152条规定，错误是就“合同赖以订立的基本假定”而发生的“与事实不符的信念”。[ 吴兴光 龙著华 周新军 叶昌富：《合同法比较研究》 ，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美国一般将错误划分为共同错误和单方错误。共同错误是指双方当事人对于构成他们之间交易的基础的事实，在认识上发生了共同的错误。其成立要件有三：一是该错误涉及到了合同赖以订立的基本假定，这样的假定既可以从合同的明示的语言中去发现，也可以从当事人的行为中得到暗示。二是该错误对双方同意的对于履行的互换有重大的影响，表现为双方履行的严重不平衡。三是该方没有承担发生这种错误的风险。而所谓的单方错误，是合同当事人能一方对构成合同双方交易的基础的事实，在认识上发生的错误。这种错误原则上不能主张合同无效，处分主张无效的一方当事人能够证明，错误是由对方造成的，或者对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错误方的错误。
　　（三）《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有关错误的规定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3.4条对错误下的定义为：“错误是指在合同订立时对已存在的事实或法律所作的不正确的假设。”这表明，《合同通则》所指的错误包括了事实错误和法律错误两种不同不同性质的错误。《通则》第3.5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可因错误而宣告合同无效。此错误在订立合同时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处在与犯错误之当事人的相同情况之下，如果知道事实真相，就会按实质不同的条款订立合同，或根本不会订立合同，并且另一方当事人犯了相同的错误或造成此错误，或者另一方当事人知道及理应知道该错误，但却有悖于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使错误方一直处于错误状态之中，或者在宣告合同无效时，另一方当事人尚未依其对合同的信赖行事。”[ 李先波：《合同有效成立比较研究》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该通则采取的是主客观相结合的判断标准，比之德、法所采用的单一标准更为全面、合理。
　　通过上述对各国以及国际条约中的考察及列举，我们可以得出，传统的大陆法系对错误的区分方法最为普遍的是将其划分为动机错误和处理中的错误。对于前者，由于其与允诺人做出允诺之前的心理状态有关，难以为公众所察觉，因此法律不予调整。后者是由于意思表示与其真实的意思不相符合而形成的，法律予以调整。但这种区分方法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因此逐渐淡出法律的舞台。相对而言，将错误区分为实质性的错误和非实质性的错误，是较为合理的区分方法。即当错误涉及到契约性质或者标的物，涉及到由缔约方确认他方缔约人的身份或基本情况，涉及到构成惟一或主要原因的法律错误等，并且出现不保护对方当事人对合同的信赖利益的特殊原因时，合同才得以撤销。而英美法系则是从错误的主体出发，将错误分为共同错误、相互错误以及单方错误。对于单方错误毫无疑问是可以基于交易的公平与公正而主张撤销，而相互错误由于双方实际并没有达成真正合意，故可以认定合同没有成立。至于共同错误则要分情况来看，如果双方对订立合同时存在的事实作了相同的误解，并且双方均不知道对方存在误解，那么双方均可主张撤销合同；如果某一事实推定是合同一方当事人应承担义务，而双方对这一事实推定发生错误，有义务一方不得主张因错误认识而撤销。
　　我国民法并没有“错误”这一概念，而是以“重大误解”代替之。是使用“误解”还是使用“错误”合适呢？这两个字眼在内涵和外延上是否重合呢？笔者认为，二者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别的。首先，错误是指与事实不符的状态。而误解则是指一方行为人对对方所使用的言辞和其他表示发生错误的理解，即“会错意”的意思。相比之下，错误的外延更广一些。其次，“误解”一词更注重于强调主观性，主要偏重于一方当事人的主观理解；而“错误”则更偏重于强调错误业已造成这一客观事实。最后，笔者认为，在日益频繁的国际商事贸易往来的过程中，将“误解”改为“错误”，更有利于方便同世界的沟通和交流。
　　那么，究竟应当对“重大误解”的内涵做何定义呢？通过上文对各国立法的比较、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大多国家在界定“错误”为可撤销的时候，都使用了“实质”、“本质”或“基本”这几个词语。也就是说，我们在把握“错误”或“重大误解”的内涵时，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把握：（1）错误表示的内容是否为合同标的物的本质；（2）意思表示的错误是否影响到合同目的的实现；（3）如果当事人在为意思表示时就知道该错误的后果，就不会做出此意思表示；（4）是否属于交易上所认为是重要的民事关系或合同关系要素方面的错误。据此，笔者认为，可以对“重大误解”作如下的定义：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如果错误是涉及合同性质、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以及对方当事人等本质性错误的，该错误之大，以至于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处在与犯错误的当事人相同情况下，如果知道事实真相，就会按性质不同的条款订立合同，或根本不会订立合同的， 系重大误解。
　　当然，对于“重大误解”（或者称“错误”）的内涵的界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对它具体形态的研究，对司法实践确定“可撤销合同”的标准和尺度不无裨益。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有各自的心得，由于阅历和学识浅薄，以上论述也仅是笔者对“重大误解“的粗浅认识，希望能够在今后的学习和实践中搜集更多的资料，借鉴、思考，以得出更为准确的认识。
工会基本职责浅析

张喜亮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六条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这是以法律的形式第一次确立了中国工会的基本职责。随着工会法的实施，对工会这个基本职责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化了。全面而正确地理解这个基本职责的涵义，对于推进中国工会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职责更是职权

中国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作为社会团体，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是其天职。中国工会不仅是会员的工会，也是职工的工会，其维护的不仅是会员的合法权益，也要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职工之所以加入工会，其最原始的动机就在于通过组织的力量来表达其利益要求，使其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维护。相对于工会会员或其他职工而言，工会维护其合法权益，便是自己的“职责”。
然而，从法律的角度分析，这个基本职责相对于工会组织以外的非会员或职工的其他组织或个人而言，这个基本职责便应当理解为是“权利”或“职权”。这一点从工会法的立法宗旨的精神中不难得出结论。工会法开宗明义“为保障工会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确定工会的权利与义务，发挥工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作用，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工会法第四条最后一款规定“国家保护工会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由此可见，工会法是保护工会的法，是保障工会权利的法。只有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这个基本职责理解为是基本“职利”即维权之权，才能实现其“保障工会地位”和“发挥工会作用”的立法宗旨。
如果不是从权利的角度理解工会的基本职责，那么，这个基本职责便只能是“义务”，工会则是“义务”人。从法理言之，“义务”是必须履行的，义务人的相对人则是权利人。工会“维权”的相对人即是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则是工会以外的非职工之“组织或个人”。这些组织不予以协助，工会则无法根本实现“维权”的目的。只有将“维权”的基本职责理解为是工会的“权利”或“职权”，工会行使这个权利的“相对人”即侵害职工权利的或相关的组织或个人是“义务人”，维权才能达到目的。这样理解工会的基本职责，是符合工会法立法宗旨的。

二、全面理解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内涵

修改后的工会法公布之初，有人认为工会法所确立的基本职责，廓清了工会的任务，指明了工会工作的方向；也有人不很理解工会之基本职责的涵义，认为它缩小了工会工作的范围；有人认为工会的工作就应当集中在维护职工的劳动权益，其它的事情则不需要管；也有人认为本单位职工的劳动权益得到了比较好的保障，工会则无事可做了。这些观点不能不说是对工会法所确立的基本职责的错误理解。确立“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其涵义是极深刻的。
工会法所确立的工会之基本职责是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所谓“合法”权益，并非只是合法的“劳动”权益。劳动权益只是职工“合法”权益的内容之一，尽管劳动权益是合法权益的最主要的内容。除合法的劳动权益，职工合法权益还包括很多的内容。概括起来说，无论是哪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涉及职工“权益”的内容，只要职工有需要，工会都应当予以维护，而不能仅仅理解为只是维护职工合法的“劳动权益”。比如妇女保障法规定了禁止对妇女“性骚扰”条款，女职工受到这方面权益侵害时，需要予以维护的话，工会则亦当行使工会法所确立的“维权”之权利，理直气壮地维护该女工之权益；不能因其不是劳动法的内容就可以置之不理。确立维权基本职责，以往工会的“吹拉弹唱打球照相”等群众娱乐活动是不是可以不搞了呢？其实，“基本职责”并没有否定这些群众性的娱乐活动，这些都属于职工的“文化娱乐”权，工会组织这样的一些活动，只要是职工需要的，也是基本职责所要求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修改后的工会法所确立的基本职责，较之九二年工会法的“四项职能”的规定，拓宽了工会工作的空间。如果说工会的“四项职能”是“外延例举式”规定了工会之作用，那么，“基本职责”的表述则是“内涵概括式”的规定。基本职责的确立，更清晰地表达了工会在国家、社会、经济及文化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工会的本质形成了逻辑的统一，凸显了中国工会的形象。

三、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具有丰富的内容

修改后的工会法所确立的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这样的基本职责，其具体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涉及的领域也相当广泛。
职工合法权益的最主要的内容是劳动权。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取得劳动报酬的权、休息休假的权、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提请劳动争议处理权等等；除此，还有第七条规定的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权，第八条规定的参加民主管理或者就保护合法权益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权。工会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规定的，有下列侵犯职工劳动权益的情形，工会应当代表职工与企业、事业单位交涉，要求企业、事业单位采取措施予以改正；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予以研究处理，并向工会作出答复；企业、事业单位拒不改正的，工会可以申请当地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处理：（一）克扣职工工资的；（二）不提供劳动安全卫生条件的；（三）随意延长劳动时间的；（四）侵犯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权益的；（五）其他严重侵犯职工劳动权益的。”
但是，维护职工的劳动权益只是“基本职责”的一个部分，职工“合法权益”还包括很多内容，这些也需要工会予以维护。
工会法第五条规定：“工会组织和教育职工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行使民主权利，发挥国家主人翁的作用，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协助人民政府开展工作，维护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工会在选举什么样的人做人大代表问题上，表达自己的立场和组织职工作为选民依法怎样行使好其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就是对职工政治权利的维护。在国有企业资产重组过程中，依法表达职工的经济权益和利益诉求，保障职工对企业贡献形成的利益份额以及职工股份收益等等，都是对职工经济权益的维护。工会组织职工通过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或其他形式参与企业的管理，督促企业建立健全有职工参与的企业管理制度，这都是对职工民主权益的维护。还有职工的精神文化娱乐权也需要工会予以维护。工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工会会同企业、事业单位“组织职工开展群众性的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活动，进行业余文化技术学习和职工培训，组织职工开展文娱、体育活动。”这些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职工的权益。可见，修改后的工会法所确立的工会之基本职责，并不排除工会组织职工开展“吹拉弹唱打球照相”等文体活动。
工会维权的内容包括职工的政治权益、经济权益、人身权益、民主权益、文化权益乃至于心理健康权益等等。

四、基本职责要求工会须将工作理念与法律相一致

贯彻修改后的工会法，正确而全面理解中国工会的基本职责，需要澄清和改变过去几十年来形成的一些工会工作的理念。应当从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现实及其理论基础上，认识中国工会。工会工作的理念应当且必须转移到法律制度上来，其工作的本位应当是职工，切实做到“密切联系职工，听取和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关心职工的生活，帮助职工解决困难，全心全意为职工服务。”职工利益无小事，基本职责要求工会的各项工作必须把“维权”作为出发点（注：维权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工会工作的落脚点，为维护而维护不应当是中国工会的理念，维权的目的是更好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那么，或许有人困惑“基本职责”和“两个维护”的关系。九二年工会法第六条规定“工会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修改后的工会法在原第六条“两个维护”前增加了工会“基本职责”的表述。其实，基本职责和“两个维护”并非是矛盾的，但是，修改后的工会法要求我们对“两个维护”必须有全新的理解。关于这个问题，全国工会十三大报告对此有专门的论述。基本职责所概述的“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合法”之意就是指“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法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是“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意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总体利益。由此可见，我们应当将“两个维护”的理解统一到“一个职责”上来。
另外，以往工会工作中的“八小时内拼命干八小时外作贡献”等教化职工的理念也必须转变。工作是谋生的手段，所以不能“拼命”。工作时间内职工只需要依法履行应尽的劳动义务，延长工时用人单位必须依法支付相应的报酬。如果用人单位克扣职工的劳动报酬或者拒不支付延长工时费用，工会不但不能要求职工“息事宁人”，而且必须祭起法律的武器与用人单位进行交涉，要求其纠正违法之行为，直至为职工提起仲裁或诉讼提供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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