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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依法治国有关问题的认识

钟伟苗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正式载入宪法。1999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并明确提出了“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2004年4月，国务院又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目标任务，即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今年，中央政法委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政法各部门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
由上可以看出，党和政府正在坚定不移地逐步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进程。
作为一名司法工作人员，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中，通过学习培训正确认识和理解有关依法治国的深刻内涵十分重要，这是形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前提，是正确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基础性工作。下面笔者就依法治国的有关问题谈点粗浅的认识。
一、关于依法治国的深刻内涵
依法治国具有深刻的内涵。按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读本》的阐述，依法治国理念具有三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违法行为都必须依法受到追究。（二）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必须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必须首先维护宪法的权威；必须努力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必须树立执法部门的公信力。（三）严格依法办事。这是法治区别与人治的重要标志，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具体要贯彻职权法定原则、有权必有责原则、用权受监督原则和违法受追究原则。
对依法治国深刻内涵一定要作全面正确的理解，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实践中甚为流行的一种不符合依法治国实质内涵的“法制工具论”。所谓“法制工具论”的实质就是指把法制置于人治之下，从根本上否定法制的前提性和普遍约束力，视法制仅仅为管理的工具，当管理手段缺乏时，要求增加管理职权的立法呼声十分强烈；当管理手段受到法制限制时，则对法制弃之唯恐不及。事实上我国历史上并不缺乏运用法律手段治理国家的先例，著名的如战国的商鞅变法、李悝变法、吴起变法和北宋的王安石变法等，如果按照“法制工具论”的观点推论，我国历史上的这些“变法”都可以称为“依法治国”了，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因为我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从来都没有也不可能把自己、把国家机器摆进去而受法律制约。如果“法制工具论”能成立，那么中国共产党在1997年才提出“依法治国”的治国基本方略，其先进性也就无从体现了。
依法治国的“国”字，应该是指国家机器和公民二个层面。如果认为只指公民，那就是“法制工具论”。历史和事实无数次地证明，如果不先治好国家机器和官员，那国家是很难治好的。因此，依法治国的重点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权。
二、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
我国现行约35000多件法律法规规章中，约占80%的属于行政法范畴。而且行政权具有最为活跃、最为广泛的特点，自由裁量的空间很大。有人戏称行政权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事实上，行政权也是最容易膨胀、最需要控制，又最难控制的国家权力。现实中存在这样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一）行政权大量地侵犯国家立法权。如有关行政主体超越职权立法、部门利益“法制化”；行政主体不依法行政等。（二）没有行政组织法，行政主体职能交叉造成管理混乱。如行政机构职能配置缺乏法律论证，职能设置不科学造成交叉；设置许多没有法律依据的临时机构行使行政职权等。（三）行政执法与经济利益挂钩。（四）地方政府行为存在大量行政违法。（五）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导致行政程序不规范、不统一。（六）有的领导干部学法不守法。
在现实社会中，最具有迷惑性的做法是，政府机关在依法行政的口号和旗帜下，偏面地强调加强行政权、保障行政权、扩大行政权，在制定的行政依据中大量地塞进反映本部门、本地区利益的内容，有的甚至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还强令下级遵守和执行，又美其名曰“严格执法、依法行政”。这是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行政违法。是“法制工具论”在现实生活中的典型表现。
行政权的特点和上述现实状况表明，行政主体能否依法行政成了能否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之所在。
三、对依法行政基本涵义的理解
依法行政的基本含义是指行政主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从事行政行为，不得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从这个基本涵义出发可以引伸出以下三条：第一，“法”本身一定要体现最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也就是说法本身必须是合宪的。第二，行政活动一定要借助法律手段，以提高行政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依法进行的行政行为会遭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阻力）。第三，行政活动要受到法律的规制，以体现公开公平和公正，防止行政权力被滥用。
对自然人和行政相对人而言“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对国家机关和行政主体及行政人而言，“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这是法治社会普遍适用的原则。但是不是意味着，行政主体的任何行政行为都得遵守“法有明文规定”，否则就是不依法行政呢？其实也并非这样的简单。在行政法学界有三种学说比较有名。（一）全部保留说。要求全部行政行为都得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二）权力保留说。要求权力性行为要有法律依据（权力由法律保留给自己），非权力性行为不需要法律依据。（三）侵益保留说。侵益行为要有法律依据，授益行为不需要法律依据。目前行政法学界对第二种学说大多持赞同态度。笔者也同意权力保留说。例如，行政机关召开机关工作会议，这当然也属于行政行为，但此行为不涉及该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是一种非权力性的行为。非权力性的行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只有象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规范等涉及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关系的行政行为即行政权力性行为才需严格遵循“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规则。
全面推行依法行政，是全面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是关系到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大问题。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



诈骗行为社会面面观

王政


记得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中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时提到：在这种社会里，一小撮人掠夺人民，侮辱人民。在这种社会里，贫困驱使成千上万的人走上流氓无赖、卖身求荣、尔虞我诈、丧失人格的道路。在这种社会里，必然使劳动者养成这样一种心理——为了逃避剥削，就是进行欺骗也行；为了不挨俄，使自己和亲人吃饱肚子，就是不择手段、不惜任何代价都行。因而，“富人和骗子是一枚奖章的两面”、“是资本主义豢养的两种寄生虫”。如今，经济已经全球化，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是如当年马克思所攻击和批判的“骗子社会”那样。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经验。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因普遍存在的欺诈行为所引发的社会诚信问题也确实是让人担忧。作为法律科学的社会工作者，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做些防止社会欺骗事件发生的工作。本文正是基于对相关诈骗行为的研究分析来与大家共同分享有关诈骗方面的知识的，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有关预防诈骗理论和实践上的一定收益。

一、关于诈骗手段之面面观
（一）利用公司形式进行诈骗。大家都非常清楚，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企业，而且对股东而言，对公司债务承担的是一种有限责任。公司又是财团法人，往往具有固定的营业场所、相当的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所以，对诈骗分子而言，打着公司的幌子去行骗一般比较容易得手。近些年来，层出不穷的信息咨询公司、外贸服务公司、物资公司、中介公司、甚至高科技公司等各类经营范围的公司中，骗子公司可以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骗取金融信贷资金的巨骗无一不是以公司（甚至是“知名公司”、“跨国公司”）为载体所进行的。
（二）利用网络、报刊、电视台等媒体和手机短信进行诈骗。任何一项产品或服务，如果希望迅速得到市场或公众的认知或认可，借助网络、报刊或电视台等大众传媒的力量可以说是一条捷径。骗子也正是利用了社会普通公众对大众传媒信息的信任，通过形形色色的广告引诱人们上当的，堪称“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目前，尤其是关于网络“邮购”、“函购”、“预购”的诈骗术非常的普遍，以致人们对网络等媒体信息产生了普遍的不信任感。
（三）利用人们对金融知识的无知和欠缺进行诈骗。近年来，所发生的大量融资诈骗、保险诈骗、外汇诈骗、证券诈骗等金融诈骗形式都是针对人们一般对各类金融票据（支票、本票、汇票）、信用证、境外融资、外汇管理和保险等知识和法规所了解不深的事实由精通此方面业务的骗子所策划实施的。此类诈骗行为一旦得逞，给国家、企业或个人所造成的损失额往往非常巨大。
（四）通过捞取“政治资本”进行诈骗。此种骗术一般为所谓的“改革家”、“社会能人”、“先进人物”等所采用，实施此类骗术通常需要骗子们“虑谋长远”。通常的手法是：他们用诈骗得来的钱财去贿赂政府官员或假惺惺为社会进行公益募捐，为自己买取“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某某会长”等各类“头衔”作为“政治资本”，然后再以此作掩护，四处进行招摇撞骗。此类骗子往往八面玲珑，背后根基深厚，不容易被发现和识破，至于追究其刑事责任则更是难上加难。
（五）利用或冒充“外商”、“华侨”、“港商”等进行诈骗。改革开放后，各类外国的事情可以说让国人们大开眼界，各类外国公司、外商也纷至沓来。在不少国人眼中，外国人就是上帝、就是大款，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其崇洋媚外心态可以说已到达了极至。不少诈骗分子正是利用部分国人这种崇洋媚外的心理去实施诈骗的，他们与境外诈骗分子相互勾结或直接冒充外国公司驻中国代表、外商、华侨、港台商人等打着“项目考察”、“贸易洽谈”、“投资引进”、“招商”、“人才或劳务输出”等幌子实施诈骗，骗取国家或国人的财富。
（六）利用和冒充“名人”、“高干”、“富商”等进行诈骗。普通人对“名人”、“权贵”、“富商”等都具有一种崇拜的心理。但是这种崇拜一旦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变成了盲目的崇拜，就很容易上当受骗。不少骗子正是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通过直接化装成或冒充“名人”、“高干”、“富商”或他们亲属的形式进行诈骗。有的人甚至敢冒充国家重要领导人进行诈骗。
（七）利用婚姻形式进行诈骗。婚姻是男人和女人自愿共同生活的一种结合，是人类文明的一种体现，本来应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然后，对骗子而言，是不惧怕践踏神圣的，各类形形色色的婚姻中有一部分就是骗子们拿手的“骗财骗色”的演义行为。所以，合法的婚姻也可能是一口美丽的“陷阱”。
（八）利用人们同情弱者、热心公益的心态进行诈骗。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人都是有良知的，有良知的人一般都会同情弱者，喜欢做些捐赠、救助等类的公益事业。然而，骗子一般是缺乏良知的，他们会利用人们的良知和善行去进行诈骗。一方面为了骗得人们的同情心，他们会在普通人面前表现得非常可怜、形如乞丐，另一方面他们的内心却极其的贪婪，不择手段地施展骗术攫取财富。这就是我们这个奇妙的世界，有时“好心未必能得到好报”！
当然，社会之大，骗术之深之高，非吾辈凡夫俗子所能尽探。以上所列举之诈骗手段，不过是些诈骗常规招法罢了。

二、关于骗子脸谱之面面观
欺骗与反欺骗无疑是一场打不完的智力战争，要防止被欺骗，就必须学会识别骗子的脸谱。古语云：“听其言，观其行”，尽可知其性矣。尽管骗子的脸上不会直接写上“骗子”二字，但是骗子的一些基本特征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一般而言，骗子共有的一些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有着一张较为讨人喜欢的脸，一般有着较高的智力。愚笨和丑陋之人一般是骗不了他人的。
（二）能言善变，巧舌如簧。骗子为了防止自己的骗术被人戳穿，一般都采取主动进攻的方式，他们善于发现自己骗术中的一些漏洞，并及时作出应变和调整，最终用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将你侃晕。
（三）见多识广，老练沉着。对职业惯骗而言，知识面不可谓不渊博。他们“上谈天文，下侃八卦；什么总统轶事、土特产品、名菜佳肴、风土人情、电影明星、体坛健将也是信口说来”。从事融资领域的骗子，一般对经济学、运筹学、金融股市、期货外汇、法律等都有独到的研究。
（四）善于奉承拍马、投其所好。诈骗实际上是诈骗分子与被害人之间的一场心理战，骗子有一套独特“诈骗心理学”。他们能抓住对方喜爱什么，忌讳什么；需要什么，讨厌什么，然后尽量投其所好，避其所恶，使被害人警戒之心荡然无存。
（五）善于伪装借势。骗子一般有多套身份，根据需要他们可随时变换自己的形象和角色。对“教授、专家、外商、高干、名人、富翁（婆）”等角色，他们无不表演得淋漓尽致。尤其是集团诈骗或团伙诈骗，中间还有不少职业骗子从中作陪衬（俗称“托儿”），使得整个骗局天衣无缝。
（六）善于把握诈骗时机。骗子也喜欢研究《孙子兵法》，非常懂得“欲取先予”、“阴阳之变”、“动静之理”。在时机或条件不成熟时，他们一般是“藏迹潜行”，表现得非常谨慎小心。可一旦时机成熟，他们的动作往往异常迅速，决不放过半点机会，可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该出手时就出手”。等被发觉，他们很可能已逃之夭夭。
（七）善于物色被骗目标或对象。骗子并不是每个人的东西都敢骗的，他们非常注重“调查研究”被骗目标或对象的基本情况，可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许多骗子还非常注意研究面相术和骨相学（其间也不乏一定经验科学成分），他们通过对人面相、骨相的研究往往就知人的愚鲁、贫富、性情、喜好等特征，就可判断出对方是否属于容易上当受骗之人。
（八）善于寻求“保护伞”和“替罪者”。骗子诈骗并非不计后果，他们也想使自己的骗术不被戳穿，不希望自己因行骗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大凡巨骗或惯骗，都非常注重自己关系网络的编织。他们会通过骗取的钱财贿赂官僚权贵或买取政治资本，一旦诈骗失手，也好有人出面“保护”、“说情”或“开脱罪责”。另骗子也擅长运用贿赂或小恩小惠的手法为自己的诈骗行为寻找替罪者，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些“替罪者”也属于受骗者。
以上为骗子之基本画像，可能朦胧模糊。但大家只要掌握其基本轮廓，就会最大可能地提高自己的警觉性而不致轻易受骗。

三、关于被骗对象脸谱之面面观。
俗话说得好：“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有些人为什么会成为骗子的受害者，是因为他们也有一张与别人不一样的脸谱（指性格方面的弱点）。其不一样之处表现在：
（一）“贪财好利”型。记得西方有个叫沃尔默的人说过这样的话：一个诚实人不允许也不愿意自己成为任何阴谋计划的一方以图成为爆发户。一个人心中往往怀有侵占别人财物的想法，才能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受害者。中国有句成语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要知道，你想发别人的财，别人也正想发你的财，“不义之财”不可取啊！所以贪财型的人一般是骗子最喜欢物色的诈骗对象。
（二）“愚鲁虚荣”型。一个人的虚荣心会让人变得愚蠢不堪。喜欢攀龙附凤、倚附权贵也往往是人们一种虚荣心的体现。而人的内心一旦被这种虚荣心态所占据，就会生活在一种幻觉之中，就不容易认识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就听不尽善意的规劝和警示。自然，骗子的骗术和谎言是最能迎合一个人虚荣心的需求了。在许多婚姻诈骗案中，许多骗子只所以得逞，与许多年轻女性存在很强的虚荣心态是不可分的。
（三）“疏忽轻信”型。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一个缺乏责任心和警戒心的人自然是骗子理想的人选。做任何事情，只要有一颗责任心，就必然会多一份小心，遇事必然会多动脑筋，不会轻信他人的“花言巧语”或难以兑现的许诺。当然，是否小心谨慎或小心谨慎的程度怎样是与一个人的生活阅历紧密联系的，即使再小心的人也难免会因智力和社会经验之不足而致上当受骗的。但是社会生活给我们的教训是：“多一些谨慎、少一点疏忽；多考虑点为什么、少考虑些所可能获取的利益”是我们减少受骗机会的关键招法。
（四）“多疑和自负”型。多疑的人一般不容易上当，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多疑的人在其疑虑被打消后往往更容易轻信，所以许多骗子正是掌握了某些人多疑的性格，通过实施骗术或给予小利不断引其上钩的。另外，自负的人往往认为自己聪明、智商高（能够识破别人的骗术）而不肯听取别人的规劝反而更容易上当受骗。
当然，人性格中存在一些弱点并不意味着一定会上当受骗，只不过容易被诈骗分子利用罢了。因为诈骗与反诈骗毕竟是一场智力游戏，这种游戏有时是不讲规则的。诈骗分子不仅利用人性的弱点进行诈骗，而有些也会利用人性的一些优点进行诈骗，如利用人们善良、富有同情心等优点进行诈骗。所以我们对诈骗行为的受害者要分析其受害的原因，不应过分对其进行谴责。

总之，社会诈骗行为之所以猖獗不断，其产生原因是多方位的。其中有法制不健全、党风和社会风气不正等社会宏观方面的原因，也有执法部门不依法办案、放纵诈骗分子、政府部门存在官僚主义和玩忽职守等渎职行为对预防或打击诈骗行为产生不利影响等方面的中观原因，还有诈骗行为受害者自身存在的一些弱点（如不懂法、不知法、经验不足和自我防护意识差等）而轻易被诈骗分子所利用等微观方面的原因。所以预防诈骗行为发生，必然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它要求抓干部党风廉正建设，抓完善国家法律制度建设，抓完善社会各单位规章制度和提高人员素质建设，抓每个社会公民的道德水准提升和法律意识培育建设等。但是要实现这一切，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那就是要不断研究诈骗、认识诈骗，防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笔者管窥之见，仅望此文能对大家有所启发即足矣！



（作者简介：王政，系中企国盛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现为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公司证券、房地产和诉讼等方面的法律业务，擅长刑事辩护，具有多年律师执业经验。）

200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