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里藏族自治县实施《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实施办法》的变通规定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木里藏族自治县实施《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实施办法》的变通规定
2009年3月12日木里藏族自治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2009年7月22日四川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草原保护、管理、建设、合理利用和改善草原生态环境，确保草原资源永续利用，促进自治县畜牧经济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实施办法》的规定，结合木里藏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实际，制定本变通规定。
第二条 本变通规定适用于自治县行政区域内从事草原规划、保护、建设、利用和管理活动。
第三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草原的资源普查，制定草原建设和畜牧业发展规划。
自治县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具体履行草原监督管理职能。自治县草原行政主管部门设立草原监理机构，草原面积较大的乡（镇）人民政府、牧场配备专（兼）职草原监理员，负责草原监理工作。
自治县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牧场应当配合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搞好草原保护管理工作。
第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草原保护、建设和利用的管理，将草原的保护、建设和利用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安排和积极向上级争取资金用于草原改良、人工种草和草种生产等。
第五条 自治县境内的草原属于国家所有，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地表、地下资源和森林不因草原承包而改变其国家所有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草原。
草原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长期使用，并确定单位或者个人的草原使用范围。
由乡（镇）或者牧场、村长期固定使用的草原，可以依法承包给牧户、牧民联户、自然村或者其他社会组织从事畜牧业生产经营，并落实草原保护、建设、管理和使用责任制。
其他社会组织承包草原，必须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在指定范围内从事畜牧业生产经营，并接受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六条 草原承包责任制保持稳定长久不变，草原承包经营权允许依法继承、转让、转包。
承包经营草原，发包方与承包方必须依法签订草原承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草原承包合同依法签订后，由自治县人民政府发放草原使用证。
草原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按照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转让。草原承包经营权转让的受让方必须具有从事畜牧业生产的能力，并应当履行保护、建设和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草原的义务。
草原承包后，承包方应当加强草原的保护、管理、建设和合理利用。承包者无力经营、管理、建设草原，又不转让、转包，造成草原严重退化的，发包方有权解除承包合同。
第七条 依法取得草原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的单位和个人，有合理利用草原、从事畜牧业生产经营的权利和提供生产经营状况的义务。
合理利用草原，明确划分夏秋和冬春草场，实行轮牧、休牧、禁牧制度。共同承包使用的草场，必须遵守分季放牧惯例以及按约定俗成所确定的放牧路线和搬场时间，由乡（镇）人民政府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第八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对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实施办法》和本变通规定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按有关规定予以表彰或奖励：
（一）在牧草品种选育、良种推广、饲草饲料基地建设以及人工牧草种植和防灾保畜中成绩显著的；
（二）在草原科研、资源勘查、规划和新技术推广工作中成绩显著的；
（三）在合理利用草原，实行以草定畜、草畜平衡方面成绩显著的；
（四）在治理草原退化、沙化、水土流失，保护益鸟益兽，改善草原生态环境中成绩显著的；
（五）在草原防火、灭火工作中事迹突出的；
（六）在保护草原建设设施方面事迹突出的；
（七）在草原管理、监理工作岗位上做出显著成绩的。
第九条 草原所有权、使用权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有关人民政府处理。
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
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草原权属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草原利用现状，不得破坏草原和草原上的设施。
第十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及其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注重增草提质，调整畜群结构，实行以草定畜，控制载畜数量，严禁超载过牧。
第十一条 自治县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草原生态环境的保护和退化草原的综合治理。对退化、沙化、鼠荒化、水土流失严重的草原纳入生态治理建设规划，组织并鼓励草原经营者对严重退化、沙化、鼠荒化、水土流失严重的草原进行封育禁牧、休牧，补种牧草。引导承包经营者积极开展草原鼠虫害的测报和防治工作，保护草原捕食鼠虫的益鸟益兽，采取人工种草、建立饲草饲料基地等综合措施，培育改良草原。
第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及其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草原防火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建立预防、扑救体系，制定防火制度和公约，严格落实防火责任制。违反草原防火规定，造成灾害的，按国务院《草原防火条例》处理。
每年的十一月一日至次年的六月三十日为草原防火期。
第十三条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擅自开垦、破坏草原。确需开垦的，须经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国土管理部门审核，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因工程建设、矿藏开采确需征用或者使用草原的，应当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在草原上挖沙、取土、采石。确需挖沙、取土和采石的，应当经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在指定地点进行，并向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缴纳草原植被恢复费。
禁止擅自在草原上集中成片采集野生植物。确需采集的，按草原管辖权属，先报批后采集，并按植被损坏程度缴纳草原植被恢复费。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草原内放养敞猪。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向草原排放有毒、有害的废水、废气、废渣等。
机动车辆在草原上行驶应当注意保护草原，有固定路线的不得离开固定路线行驶，没有固定路线的按照草原承包经营者指定路线行驶。
在承包草原上通行的马帮和食草畜群，驻扎放牧三天以上的，须经草原承包者同意，并给予承包者合理的补偿。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毁损自治县境内的草原围栏、棚圈、人畜饮水管道和牧道等牧业生产基础设施。
第十六条 草原建设实行国家、集体、个人多渠道投资，坚持谁承包谁管理，谁建设谁利用、谁受益以及共牧草场共同建设的原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无偿平调、侵占草原设施。
第十七条 阻碍草原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保护、管理不善造成草原严重退化或植被破坏的，由自治县草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逾期仍未改良恢复的，依法强制改良恢复，所需费用由承包者承担；或者解除承包合同，并处以200元至2000元的罚款。
第十九条 非法捕猎益鸟益兽的，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二十条 滥采草原野生植物、乱挖沙石、乱取泥土、乱开矿的，由自治县草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赔偿损失，限期恢复植被，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可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处以2万元以下的罚款；给草原承包方或者使用方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一条 违反第十五条规定，造成牧业生产基础设施毁损的，除赔偿损失外，由自治县草原行政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处以100元至1000元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不按规定时间搬场的，由自治县草原行政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处以50元至500元罚款。
第二十三条 超载过牧等进行掠夺性经营的，由自治县草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调减。逾期未调减的，按以下标准进行处罚：
（一）超载10%—30%的，每个超载羊单位罚款10元；
（二）超载31%—50%的，每个超载羊单位罚款15元；
（三）超载50%以上的，每个超载羊单位罚款30元。
第二十四条 在草原内放养敞猪的，由自治县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按放养数量，每头处以50元至100元罚款。
第二十五条 本变通规定由木里藏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公布，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木里藏族自治县实施〈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实施细则〉的补充规定》同时废止。
析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曾广荣
【要点提示】
民事诉讼的规律决定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能是法律事实。高度盖然性是证明标准，是在证据优势基础上法官形成的内心确信。
【案 例】
原告李某于2000年底至2005年期间任被告公司总经理助理。被告公司总经理（亦为法定代表人）为王某，王某长年不在公司，公司由总经理助理原告李某负责公司日常事务。
被告公司在某县开发房地产，为促进开发的商品房和商铺销售，曾委托甲公司进行代理销售，佣金提取比例为1.4%。2004年5月，甲公司致函被告公司，建议终止委托，进行结算，店面销售工作建议被告自行承担。此后，被告将剩余的商品房和商铺组织公司人员自行予以销售，并在2004年7月至9月间，聘请广告公司、电视台进行广告销售宣传。2004年6月至2005年，原告李某的薪酬在被告公司处领取。期间，由公司支付薪酬的员工亦包括销售人员。
2006年3月，原告以被告未履行合同义务为由诉至本院，要求被告支付销售代理费60万元，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40万元。
原告提供的主要证据是一份签订日期为2004年6月的《xx销售代理合同》，合同上载明，佣金提取比例为3%，乙方（即本案原告）负责销售期间的策划、广告、文案等撰写及销售人员的薪资和其它销售直接费用。该合同有原告签名和被告公司公章，被告法定代表人处没有签名或加盖印章。
【审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除免证事实外，都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没有证据或虽有证据但该证据与证明对象没有关联或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存在问题时，都不能证明其主张为真。本案中原告据以支持其诉讼请求的主要证据就是签订日期为2004年6月的《xx销售代理合同》，该合约存在以下瑕疵：一、合约载明的签订日期时，原告系被告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实际全面负责被告公司的日常工作；二、合约中约定的佣金提取比例3%较被告前期与他人约定的佣金提取比例1.4%明显过高；三、原告主张合约是在与被告公司总经理王某协商后签订，合约中公司公章系由公司会计刘某加盖，但王某称对合约一事不知情，刘某对盖公章一事亦予以否认，且该合约中甲方一栏只加盖被告公司公章，未有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的签名；四、依该合约第三条约定：乙方（即本案原告）负责销售期间的策划、广告、文案等撰写及销售人员的薪资和其它销售直接费用，而本案中，作为负责销售工作的原告，自合约载明的日期至2005年，其薪酬一直在被告公司领取，由公司支付薪酬的员工亦包括销售人员。综上，原告据以支撑其诉讼请求的《xx销售代理合约》，无法达到排除对该合约真实性的合理怀疑。原告主张其在实际负责被告公司全面工作期间，与被告签订了上述合约，其对上述合约真实性的证明责任较比普通人应更高，而其目前提供的证据用以证明该合约的真实性较比被告提供的反证，亦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对原告主张合约成立并有效的意见，不予采信。本案中因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而导致争议的事实难以认实，依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力的诉讼后果，判决驳回了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
【评析】
高度盖然性（可能性）规则的理论源自于西方自由心证制度，主张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只须达到特定高度的盖然性即可，即这种高度达到“法官基于盖然性认定案件事实时，应该能够从证据中获得待证事实极有可能如此的心证，法官虽然还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但已经能够得出待证事实十之八九是如此的结论”的程度即可。客观真实虽是我们司法证明活动所应追求的终极目标，但由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常常受到人类自身所处特定历史阶段的限制，人们对已发生的案件事实的认识往往不可能绝对反映事件的本来面目，民事诉讼的规律决定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能是法律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即是采用的盖然性规则标准，在第七十三条中明确提出“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同时第六十三条亦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
但高度盖然性毕竟是一个抽象的标准。为了能够相对举晰地说明高度盖然性标准，德国学者埃格罗夫、马森等提出了刻度盘理论。刻度盘从0％－100％，按25%分为四级，认为民事诉讼中的事实证明标准应定在第四级，即在穷尽了可以获得的所有证据后，如果仍然达不到75％的证明程度，法官就应当认定待证事实不存在。刻度盘理论的优点在于将证据证明的程度进行了数学上的量化，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数学上的量化是理想化的设想，诉讼中无法精确地对某个事实的主张作出数学上的量的比例，同时也无法将每一证据的证明力一一进行量化设值比对，更不可能将证据的证明力的比值相加得出一个综合证明值。
故笔者认为，高度盖然性是在证据优势基础上法官形成的内心确信；优势证明是一种盖然性证明，是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比另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更有说服力，从而证明争执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远大于其不存在的可能性。法官应当根据证据取得的方式、证据形成的原因、证据的形式以及证据提供者的情况及其与本案的关系，综合全案情况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审查判断，权衡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大小，作出盖然性判断。法官作出高度盖然性判断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形成内心确信的过程，在形式上表现为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在主观上是对证据的真伪和证明力，以及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在内心形成确信的过程。这种高度盖然性的判断，是法官在全面衡量案件证据基础上作出的一种判断，是存在于法官主观之中的内心权衡的结果。高度盖然性具体达到的程度，很难用详细的语言和具体的数字进行准确表述，高度盖然性的“高度”，是一种具有一定的范围、宽度的“模糊”的高度，本身不能用精确的百分比进行详细的量化。
具体到本案，原告以与和被告签订了《xx销售代理合同》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销售代理费60万元，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40万元。但据以支持其诉讼请求的主要证据就是签订日期为2006年6月的《xx销售代理合同》。被告为反驳原告，提供的证据有：①《工资表》，证明原告系公司经营负责人，房屋销售人员由公司聘请和发放工资；②《公证书》，证明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委托原告管理公司，其对原告与公司签订的代理销售合约不知情，公司商铺后期成批销售商铺给陈某、胡某，与原告无关；③被告公司会计刘某的证言：公司的财务章由我管理，公司印章有专人管理，关于原告所说的《xx销售代理合约》我没看到过，也没在上面盖过章；④被告公司职员黄某的证言：原告没有管理公章，但经他同意可以使用公章。原告在公司没有销售过房屋，公司后期商品房和商铺的销售是公司行为；⑤证人陈某、胡某证言：证明其在被告处购买了商铺，由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介绍的，不认识原告。结合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综合判断，原告提供的合约存在以下疑点：一、合约载明的签订日期（即2004年6月）时，原告系被告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实际全面负责被告公司的日常工作，有权力支配、使用公司印章；二、合约中约定的佣金提取比例3%较被告前期与他人约定的佣金提取比例1.4%明显过高；三、原告主张合约是在与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协商后签订，合约中公司公章系由公司会计刘某加盖，但王某称对合约一事不知情，刘某对盖公章一事亦予以否认，且该合约中甲方一栏只加盖被告公司公章，未有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的签名；四、依该合约第三条约定：乙方（即本案原告）负责销售期间的策划、广告、文案等撰写及销售人员的薪资和其它销售直接费用。而本案中，作为负责销售工作的原告，自合约载明的日期至2005年，其薪酬一直在被告公司领取，由公司支付薪酬的员工亦包括销售人员。综上，原告据以支撑其诉讼请求的《xx销售代理合约》，无法达到排除对该合约真实性的合理怀疑。况且原告主张其在实际负责被告公司全面工作期间，与被告签订了上述合约，其对上述合约真实性的证明责任较比普通人应更高，而其提供的证据用以证明该合约的真实性较比被告提供的反证，亦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法院对原告主张合约成立并有效的意见没有采信，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依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力的诉讼后果。
可见，这种“高度盖然性”标准的实质内涵就在于,它在形式上是主观的,即存在于法官的内心和主观之中,但它在内容上则是客观的,即是主观对客观的能动反映、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当然运用语言或具体数据似乎都无法准确地表达这种主观上的确切程度。但是,在客观上则可以发现、影响这一高度盖然性的高低程度,主要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①、某一具体案件本身的复杂程度；②、当事人举证的难易程度；③、法官的道德修养、业务素质和经验技能；④、庭审的效果,包括当事人程序保障权是否落实,采取的攻击与防御手段是否得当等等；⑤、外界的干扰，这在当前形势下最为重要和最具现实意义。由于外界的压力和诱惑往往使法官不能独立审判或失去中立地位，法律的规则往往被曲解或断章取义，用于为偏见辩护。为防止这一点，关于法官要公开心证的理由和结果，有必要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
笔者认为在适用“高度盖然性”标准时,应主要遵循以下规则:
一、必须坚持“规则法定”原则,即包括证据规则在内的各种程序规则的设置必须是明确的、具体的、可操作的,尽量减少由法官据情自由裁量的范围。同时尽量减少法官依职权调查证据的范围,主要应限于当事人确因客观上的原因而无法自行收集到的证据,以及涉及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涉及以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方面的证据。
二、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和认定，都必须建立在双方当事人举证和质证的基础上，必须以证据为依据，以区别法官的主观臆断。也绝不能仅根据微弱的证据优势认定案件事实，而应在对单个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的审查采信和全案证据的综合判断的基础上作出。。
三、对一些诸如民事欺诈以及婚姻、继承等与人身权益密切相关的特殊类型案件,在法官的内心确信上应适用更高的证明标准,即内心确信的份量应达到更高的可信度。
四、法官必须恪守中立、超然地位,应依据举证规则自动调节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负担，并可依职权对任何一方的不当行为予以干预,保障当事人间对抗式诉讼的有序进行。
五、法官应在判决书上明确、具体地阐述认定事实的根据和理由。这是保障司法公正与实施“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客观载体。高度盖然性规则更要求法官对认定待证事实存在与否的理由在判决书中详加说明，这样易于使当事人理解法官认定的事实只是形式真实，而形式真实虽然符合法律规定，但与客观真实之间是有着差异的，以及其所承担的举证责任与诉讼风险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自身的因素寻找败诉原因，促使败诉方服判息诉，减少社会各方对法官的误解，维护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
六、多数情况下适用高度盖然性规则应由集体判定。在对于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案件适用高度盖然性规则时，应当组成合议庭集体判定。首先，当证据与待证害之间存在盖然性而必须运用高度盖然性规则判定时，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必然有较大争议，证明过程也相对繁杂。因此不宜再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而应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其次，确立了高度盖然性规则后，法官必然就享有了判断证据证明力的自由，使得其对事实的认定具有了最终的权威地位，这时法官对事物的主观认识就会直接影响到他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最终影响到对案件的实体处理，这就要求法官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学理论知识、文字表达能力、逻辑分析本领、社会生活经验、以及清正廉明的优良品质。因此，只有用集体的力量并且相互监督，保证高度盖然性规则的正确落实。
（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 曾广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