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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


共青团中央关于加强新经济组织团的建设的意见

（一九九五年七月三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业等新经济组织迅速发展，吸纳着越来越多的青年。为了加强新经济组织团的建设，根据团章和团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强团的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新经济组织团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目前，全国乡镇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业等新经济组织达四千多万家，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经济组织所吸纳的一亿多职工中，青年占大多数，超过全国青年总数的四分之一。加强新经济组织团的建设，使团的各项工作和活动在新经济组织中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构建起共青团紧密联系这一领域广大青年的纽带，是团的工作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更好地担负起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重要使命的需要，是广大青年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建功立业、健康成长的需要，也是新经济组织发展的需要。

　　随着各类新经济组织的不断发展，各级团组织对新经济组织团的建设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据团内统计，目前已有近五十万个新经济组织建立了团的组织。一些地方和企业团组织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适合各类新经济组织特点的工作方法和活动方式，积累了不少经验。团组织根据生产经营发展和青年成长需求开展的富有成效的活动，赢得了党组织的肯定、企业的支持和青年的欢迎。但是也要看到，新经济组织团的建设还远不能适应这类企业的发展，新经济组织中还存在着大量团的工作空白点。一些地方的团组织对加强新经济组织团的建设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有的还存在畏难情绪，不敢理直气壮地开展工作。这种状况亟需改变。各级团组织要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和培养一代“四有”新人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加强新经济组织团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统一思想，增强信心，采取措施，把新经济组织团的建设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切实抓紧抓好。

　　二、抓紧在新经济组织中建立健全团的组织

　　新经济组织中，凡团员在三人以上的，均应按照团章规定，建立团的组织。团员不足三人，青年在三十人以上的，应由企业主管单位或所在地团组织在其中发展团员后，建立团的组织。团员不足三人，青年在十五人以上的，一般也应在发展团员后建立团的组织。团员不足三人且青年数量较少的，可以就近与其它单位联合建立或依托行业协会建立团组织，也可以采取以村带厂、以厂带厂等方式管理企业中的团员，开展团的活动。各类经济开发区、高新科技园区及工业小区是新经济组织集中的地方，要建立团委或团工委。

　　新经济组织中团组织的组建工作，由企业主办单位。主管单位或所在地团组织负责。乡镇企业中，乡镇办企业团组织，由乡镇团委负责组建；村办企业团组织，由村团组织负责组建。外商投资企业中，合资、合作企业团组织，由中方投资单位团组织负责组建；两家以上中方单位共同投资的，应根据参股份额、管理体制等明确以一方为主负责组建；外商独资企业团组织，由所在地团组织负责组建。股份制企业团组织，由控股单位或部门团组织负责组建；控股单位没有建立团组织或股权比较分散的，由所在地团组织负责组建。私营企业团组织，由所在地团组织负责组建。在个体工商业中建立团组织，由行业管理部门团组织或城区、街道、乡镇团组织负责。

　　加强新经济组织建团工作，要从各类企业的实际出发，分类研究推进。乡镇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部分，也是新经济组织建团工作的重点。凡具备建团条件的乡镇企业，都必须按照团章规定，及时建立团的组织。股份制企业，尤其是以公有制经济成份为主的股份制企业，团组织的组建工作应与企业组建同步，根据企业的规模、团员人数和工作需要建立团组织。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首先要抓好已建立党组织企业的建团工作。对于应建团但建团工作暂时存在困难的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应采取灵活方式，可以依托工会组织建团，按照社区划分建团，也可以先行成立青年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等协会，开展活动，发挥作用，待条件成熟后，在此基础上建团。要积极与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配合，依托各类市场和个体劳动者协会等，加强在个体工商业青年中的建团工作。团的地方和基层组织要主动与有关部门联系，及时了解各类新经济组织的立项、注册、开业等情况，尽可能地使团组织的组建工作与开办企业同步考虑，同步进行。

　　三、切实建设好新经济组织中的团员和团干部队伍

　　建设一支数量众多、素质优良、模范作用显著的团员队伍，是加强新经济组织团的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根据各类新经济组织的特点，从团员的思想实际出发，坚持开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教育，使团员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要利用本地的教育基地和革命纪念日等，经常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广大团员的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要引导团员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和科技文化、经营管理、法律知识等，为他们建功成才提供服务。在加强团员教育，提高团员素质的基础上，积极推荐优秀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要在坚持标准、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做好经常性发展团员工作，及时吸收先进青年人团，壮大团员队伍。外来青年在本单位连续工作六个月以上，且具备团员条件的，应及时吸收到团组织中来。要认真做好团员管理工作，保证团员行使权利，督促团员履行义务，发挥团员模范作用。要加强对流动团员的管理，认真细致地做好团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

　　加强团干部队伍建设，是新经济组织团的建设的关键环节。新经济组织中的团干部以同级党组织管理为主，上级团组织协助管理。要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履行团内民主程序，把政治坚定，有较高文化、业务素质和一定政策水平，热心团的工作的优秀青年党员和团员选拔到团的领导岗位上来。团组织初建时，团组织负责人可以由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团组织协商一致后任命。团的工作转入正常后，应按团章规定选举产生。青年和团员人数较多、设立基层团委的新经济组织，应建立团的工作机构，配备精干的团的专职干部。团员青年人数较少，不能配备专职团干部，或团员青年人数较多，但暂无条件配备专职团干部的，团组织负责人可以由是青年党员或团员的企业部门负责人或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兼任。新经济组织中团组织的负责人，享受同级党组织职能部门或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政治和经济待遇，也可以比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确定团组织负责人的待遇。各级团组织要切实加强对新经济组织中团干部的培养，通过多种形式的培训和锻炼，帮助团干部学习掌握适合自身工作特点和发展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要热情关心新经济组织中团干部的思想、工作和生活，努力为他们排忧解难。要协助党组织定期做好考核工作，表彰奖励做出突出成绩的团干部，充分调动广大团干部的积极性。

　　四、进一步明确新经济组织中团组织的职责任务，探索适合各类企业特点的工作和活动方式

　　新经济组织中的团组织，要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努力为企业生产经营和青年建功成才服务，充分发挥团结教育青年的核心作用。根据团章提出的团的基层组织的基本任务，新经济组织中团组织的主要职责是：

　　第一，加强对青年的培养教育。坚持不懈地对广大青年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帮助青年提高政治觉悟和思想道德素质，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采取多种形式组织青年学习科学文化、业务技能和经营管理，努力把青年培养成为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合格劳动者。

　　第二，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发挥积极作用。根据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调动发挥团员青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组织开展劳动竞赛、岗位训练、争当青年岗位能手、争创青年文明号等活动，积极参与企业管理，努力培育企业精神，带领青年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第三，关心和维护青年的合法权益。关心青年的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反映青年的意见和要求，主动与有关方面协商解决忽视甚至损害青年合法权益的问题。开展健康丰富的文化、娱乐、体育活动，促进青年身心健康。

　　第四，搞好团组织的自身建设。做好团员发展、教育和管理工作，健全团的组织生活，建立和完善保证开展团的工作的有效制度，为团组织正常运转和发挥作用打好基础。推荐优秀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推荐优秀青年进入更重要的生产和工作岗位。

　　新经济组织中的团组织，要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有效的方式开展团的活动，努力使团的活动为企业所需要，为团员青年所欢迎，并得到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理解和支持。在活动内容上，要以服务为主，通过服务企业生产经营和青年建功成才，发挥团组织的作用，赢得企业对团的工作的进一步重视和支持，在服务的过程中，团结青年，教育青年，增强团组织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在活动空间上，要以岗位为主，以提高青年的岗位技能为着眼点，激励青年在本职岗位上创一流成绩；在活动形式上，提倡灵活多样，讲求成效，提高活动质量。

　　新经济组织中团的活动所需经费，应通过多种途径解决。企业应根据青年职工人数，为团组织提供一定的活动经费。团组织可以采取承担生产经营项目按比例提成、兴办经济实体等办法，筹集部分活动经费。

　　五、主动争取党组织领导和行政支持，扎实推进新经济组织团的建设

　　各级团组织要主动争取党组织对新经济组织团的建设的重视和领导，将团的建设纳入新经济组织党的建设的工作部署，紧密结合党的建设加强团的建设，在党建的带动下，落实团的建设任务。新经济组织中的团组织受同级党组织领导，同时受团的上级组织领导。本企业暂未建党组织的，应接受企业主管单位或所在地党组织的领导，保证团的建设和工作健康发展。

　　加强新经济组织团的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牵涉面宽的工作，在一些地方还会遇到困难和阻力。各级团组织要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争取政府主管各类新经济组织的部门以及工商、税务等管理和执法部门的支持，制定有关政策，争取社会有关方面的密切配合，为新经济组织团的建设工作顺利开展创造条件。

　　新经济组织团的建设是团建工作的新领域，团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加强领导。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加强新经济组织团建工作的规划，采取切实措施，认真抓好落实。青年就业重心已经转移到新经济组织之中的地方，要及时把团的建设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新经济组织中来。要搞好分类研究，根据各类企业的特点，具体指导团的建设工作。对于团建工作存在困难的企业，上级团组织要逐个深入，开展工作，解决问题。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基层团组织和团员青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认真总结和推广基层的好做法、好经验，开创新经济组织团的建设的新局面。


宪政基本价值论

四川省司法厅 谢维雁


[英 文 名] On the Vital Value of Constitutionalism

[内容摘要] 宪政价值的特点有三：第一，是社会性与阶级性的统一；第二，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第三，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宪政价值的社会性、客观性和绝对性，意味着宪政具有全人类普遍认同的一些最起码的价值，可称之为宪政的基本价值。它至少应包括：人权的切实保障，权力的合理配置，秩序的严格维护，利益的有效协调。

[关 键 词] 宪政 价值



宪政是以法治为条件或环境，以宪法为实施依据的民主政治形态及其运行过程，它是现代社会的标志，是法治的灵魂。宪政的价值，是法治的基础和核心，是法治“价值合理性”的渊源，法治必须体现宪政的价值。让宪政价值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社会价值，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因此，探究宪政的价值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 宪政基本价值的含义

“‘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第19卷，406页）一般认为，价值是指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积极意义即客体的有用性。它揭示客体对主体生存、发展的肯定或否定关系。据此，我们认为，宪政价值是指宪政在其与人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它揭示了宪政产生、存在的合理性依据，是人们孜孜以求宪政的缘由。在现代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显示了宪政具有极端重要的价值。宪政价值的特点在于：第一，它是社会性与阶级性的统一。这首先是由宪政价值主体既是整个社会中的一员又是某个阶级中的一员这种二重身份所决定的。主体身份的二重性决定了对宪政评价标准的二重性：一方面以宪政对整个社会的意义为标准评判宪政，另一方面又以宪政对本阶级的意义为标准评判宪政。其次，是由宪政价值客体既执行阶级统治职能又执行公共职能所决定的。宪政，只能是一定阶级的宪政，须执行阶级统治的职能。同时，任何阶级的宪政又须以执行公共职能为基础和前提，不执行任何公共职能的宪政是不存在的。宪政价值必然体现其主体、客体的二重性。第二，它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宪政是为满足人们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需要，根据一定原则人为设计的一系列制度措施，具有主观性。但是，需要是由主体的社会地位、社会实践决定的，是客观现实的反映，故又具有客观性。第三，它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其相对性，是指宪政价值具有条件性，它随阶级、社会的差异而出现差别性、多样性。绝对性指宪政价值的普遍性。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以至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人们，对宪政的评判总有某些共同的标准。这是宪政之为宪政的本质要求。

宪政价值的社会性、客观性、绝对性，意味着宪政具有全人类普遍认同的因素；也意味着宪政应当具有的、全人类普遍认同的最起码的价值。这种意义上的宪政价值，我们称之为宪政的基本价值。它是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宪政都遵循或都应遵循的、共同的、普遍的准则。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宪政的基本价值至少应包括：人权的切实保障，权力的合理配置，秩序的严格维护，利益的有效协调。

二、 人权的切实保障

保障人权，是宪政的首要价值。“宪政事实上已成为保护个人权利的同义语。”[2]（136页）

“人权”最早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针对君权神授、等级特权等提出的进步口号。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以权利宣言和法律的形式对其加以确认和肯定。资产阶级通常是在两种意义上理解人权。一是自然法意义上的。所谓人权是指人作为人享有或应该享有的自由、平等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与生俱来即天赋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二是实定法意义上的。人权是指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这种基本权利和自由，被认为是上述自然权利的派生物和具体化，又称“基本人权”。具体包括平等权、自由权、受益权、社会权及参政权等。无产阶级对人权有自己的理解。无产阶级认为，人权是有阶级性和社会性的，是具体的人权。它无非是指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作为人应当拥有和实际享受的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权。这种人权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宪法所确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它并非源自天赋，而是“争”得的，是阶级斗争成果的反映和记载，并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而不断扩大。“基本权利和自由”与“基本人权”不尽相同。后着多指人作为人所享有的天赋人权的基本部分，而前者多指人们在法律上所享有的权利的基本部分。理解上虽存差异，但把保障人权作为宪政的最终目的和根本任务在东西方各国都是一致的。

保障人权是宪政的终极价值。

宪政形成伊始，即将保障人权作为其价值目标。在英国，《人身保护法》（1679年）、《权利法案》（1689年）、《王位继承法》（1701年）的制定、实施，标志着英国宪政制度的确立。众所周知，这三个宪法性法律文件，其基本精神就是限制王权的专横，目的是保障基本人权。在美国，1776年通过的《独立宣言》，是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1]（第16卷，20页）它宣布，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有天赋的不可转让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们为了保障和实现自己的天赋人权才成立政府，政府的权力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独立宣言》确立了以人权为根本，权力来自于权利并受到制约的宪政精神。1787年宪法未规定人权的内容和保障人权的起码原则，但美国第一届国会通过了以人权保障为内容的十条修正案，于1791年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来确认和保障人权。在法国，1791年制宪会议先通过《人权宣言》作为整个宪法的序言，并成为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直到1958年宪法，其序言中仍宣称，“法国人民庄严宣告，他们热爱1789年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即《人权宣言》——谢注）所规定的，并由1946年宪法序言所确认和补充的人权和国家主权原则。”《人权宣言》对世界的影响极其深远。现代各国宪法，几乎无一例外地载有人权保障的专门章节。因此，保障人权也构成了宪政制度的基本内容。

各国宪政制度主要通过以下形式实现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第一，通过宪法直接规定基本权利与自由来保障基本人权。这一方面体现了人权的根本性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国家将着重保障这些权利的实现。第二，通过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使权力之间相互制衡，从而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对人权的侵害。第三，通过宪法保障制度实现人权保障。宪法保障制度，是指通过特定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程序，采取一定措施维护宪法权威，确保宪法实施的一系列制度的总称。各国宪法保障制度，主要有：议会保障制度，又称立法机关保障制度，是一种通过立法程序行使宪法解释权和宪法监督权的制度。如瑞士、荷兰等国采用此制。我国现行宪法在形式上也采用此制。普通法院保障制度和特设的专门机构（如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宪法裁判所等）保障制度，一般都是通过司法程序实现宪法保障职能的。宪法保障制度促进宪法的充分、全面实施，无疑对人权的保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司法审查制度，西方国家更是推崇备至，被认为是“保障人民权利的有效形式”。[3]（41页）第四，通过宪法外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的执行来保障人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极强的原则性和纲领性。它需要制定一般法律法规予以具体化，这意味着宪法的完全实现至少是部分宪法条款的完全实现必须通过一般法律法规的实施来完成。这些一般法律法规是宪政精神的具体化，是人权保障的具体化。如刑法、民法等是对人权的实体保障，诉讼法是对人权的程序保障。一般法律法规的制定及其实施过程，既是宪法的要求，也是宪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保障人权同人权本身一样，是相对的。对人权进行保障而没有限制，在法理上是片面的。为了确保人权的最终实现，必须限定人权的范围。这是指，通过宪法、法律法规规定公民享有人权的范围，并使人权的行使不超过一定的限度。对人权进行限制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更充分、全面、有效地保障人权。可以说，在实践中，保障人权就是通过限制人权的范围从而保证每个公民都享有同等人权并获得同等保护来实现的。限制人权与保障人权是辨证统一的。保障人权是目的，限制人权是手段。对人权进行限制的总原则是：既要保护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即集体人权，又要保护个体人权，防止以限制人权为借口取消人权或缩小人权的范围。对人权的限制以宪法的规定为限，实行越权无效的原则。而人权的保障不止于宪法的规定，法不禁止即自由。

在本质上，宪政就是保障人权的制度。



三 权力的合理配置



依一定原则，通过宪法将权力在各国家机关之间及不同层次之间进行划分，限定权力行使的范围，即对权力进行合理配置是宪政的首要任务。宪政意味着：第一，宪法是权力合法化的渊源和手段。宪政内在地要将权力来源及运行过程置于宪法之下，宪法未明确授予的权力不得行使。第二，权力必须分立，但各种权力须组成一个完整、合理并体现民主精神的动态运行体系。西方国家主张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既相互独立，有相互制衡。美国的三权分立制是其典型。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否定三权分立制，坚持议行合一原则，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权力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但我国仍然存在权力的划分，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各级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政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都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这就形成了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运行体系。依三权分立或议行合一组织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质上都是为了防止专制、独裁，实现民主。第三，权力必须依法行使，权力的运行必须受到有效监督。权力，一方面根源于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权力在运行中存在着扩张性、腐蚀性，“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4]（154页）因此，必须确立权力依法行使的原则，对权力要进行有效的监督。从权力配置的角度看，最重要的监督应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西方国家实行分权制衡，比较充分的体现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精神。在我国，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均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代表接受人民的监督。这是一种最为广泛的监督。

在宪政发展史上，三权分立制与议行合一制是配置国家权力的两种基本形式。三权分立制最早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英国。但英国资产阶级以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妥协而告终，未制定成文宪法。资产阶级借三权分立制实现了与封建贵族阶级对国家权力的分享。但运用得很不彻底。最早对这种权力配置方式作较彻底运用，且写进宪法的，是美国。美国资产阶级运用三权分立制实现了内部不同私有集团对国家权力的分享。三权分立制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反封建特权与专制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并由此实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具有进步意义。但我们也要看到，作为这种权力配置方式的具体实践，无论是英国的阶级“分权”，还是美国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的权力“分工”，都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其一，是权力的分享仅限于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之间，或限于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从未扩大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中。“这种分权只不过是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机构而实行的日常事务上的分工罢了。”[1]（第5卷，224-225页）其二，是三权分立制强调三权的独立性，国家权力缺乏统一性，易形成各自为阵的格局。在实践中存在互相扯皮、议而不决、议行互悖、政令不一、行政效率低下等弊端。美国总统威尔逊签署的《凡尔赛和约》，卡特签署的《美苏关于限制性进攻战略武器条约》，虽费九牛尔二虎之力，终未获参议院批准，就是这种弊端的典型表现。邓小平曾说，美国实际上“有三个政府”[5]（150页），可谓一针见血。有鉴于此，西方国家对三权分立制也作了一些调整，使这种权力配置方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甚至名存实亡。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权力结构由议会主导和‘三权分立’的模式向行政主导模式转变，国家权力由原来主要由议会掌握或者分别由三个机关分工独立行使而逐渐往行政机关手里集中。”[6]三权分立格局发生倾斜，行政权力膨胀，大有重新集三权于一身之势，逐渐凌驾于立法权和司法权之上。二是有的国家已突破了三权分立格局。如美国，在制定宪法的当年即设立了州际贸易委员会，至二战前又设立了联邦商业委员会、证据交易委员会、联邦交通委员会、全国劳资关系局、民航局等为数众多的“独立管理机构”，它们享有半立法权、半司法权，在美国被称为“第四种权力”。[7]（72页）三权分立制在其它一些国家也已徒具形式。作为权力配置方式，议行合一是指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均由人民代表机关统一行使。人民代表机关既是立法机关，又行使执行法律的职权。它与三权分立制是相对立的。如前述，它对国家权力仍有适当分工。在思想史上，卢梭主张“主权在民”，并认为人民的主权是不可分割的观点，即体现了议行合一的精神。这一学说未被资产阶级采用。在最早实践三权分立制的英国，内阁即行政机关作为议会内占多数的政党的执行委员会，是立法机关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并领导着立法。其各部部长都是议员，向议会负政策上的责任。因此，从权力的实际运作来看，英国对国家权力的配置更符合议行合一的形式和特征。马克思在深入批判三权分立制的基础上指出，“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8]（第二卷，375页）恩格斯也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应当“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1]（第22卷，274页）列宁在建立苏维埃政权时，“把国家的立法工作和行政工作结合起来，把管理和立法和二为一。”[9]（第27卷，141页）从此，议行合一被认定为社会主义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方式。我国采用民主集中制，是对议行合一制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议行合一制是比三权分立制处于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权力配置方式，比三权分立制更为优越。体现在，其一，更能体现国家权力的人民性。议行合一制下的人民代议机关从基层到中央都通过选举产生，向人民负责。代表不独立于选民，不脱离生产及工作条件，选民可随时罢免代表。执行机关由代议机关建立，并对其负责，接受其领导与监督。这就保证了代议机关及执行机关的人民性。其二，突出了国家权力的统一性。国家一切权力集中统一由代议机关行使，克服了三权分立制下“三个政府”的弊端。这两个优势决定了议行合一制最终将取代三权分立制。

从终极的意义上看，合理配置国家权力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合理配置权力的价值从属于人权保障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