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专利纠纷调处暂行办法
山东省政府
山东省专利纠纷调处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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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有效地调处专利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及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调处专利纠纷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着重于调解，调解无效的，应及时作出处理决定。
第三条 山东省各专利管理机关负责调处本省境内的专利纠纷。
第二章 受 理
第四条 收案范围：
（一）专利侵权纠纷（包括假冒他人专利尚未构成犯罪的案件）；
（二）专利申请公布后、专利权授予前使用发明创造费用纠纷；
（三）专利许可合同纠纷；
（四）专利权转让或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纠纷；
（五）发明人或设计人与其所在单位对其发明创造是否属于职务发明创造以及对职务发明创造是否提出专利申请的纠纷；
（六）专利申请权纠纷；
（七）专利发明人、设计人资格等纠纷；
（八）其它应当由专利管理机关调处的纠纷。
第五条 管辖：
（一）第四条的各项纠纷，请求专利管理机关调处的，第（一）项纠纷由侵权行为发生地专利管理机关调处，第（二）、（五）、（六）、（七）、（八）项纠纷由当事人另一方所在地专利管理机关调处，第（三）、（四）项纠纷由合同签订地或合同履行地专利管理机关调处。
（二）两个以上专利管理机关都有管辖权的案件，由先收到请求书的受理。
（三）专利管理机关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时，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专利管理机关。
（四）省专利管理局负责调处有重大影响的和管辖范围不易确定的，以及认为应由自己管辖的专利纠纷。
第六条 期限：
（一）第四条第（一）、（二）项纠纷请求处理的期限为两年，分别自专利权人得知或应当得知侵权行为之日、专利权批准之日起计算；
（二）第四条第（三）、（四）项纠纷请求处理的期限为一年，自当事人得知或应当得知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三）超过处理期限但有正当理由的，可向专利管理机关提供有关证据，请求延长处理期限。
第七条 向专利管理机关提出处理请求，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
（一）请求方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二）在请求处理的期限内，符合收案范围，属于接受请求的专利管理机关管辖；
（三）纠纷双方均未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八条 向专利管理机关提出处理请求，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递交请求书，并按当事人另一方人数提交请求书副本。请求书应当写明下列事项：
（一）请求方姓名或单位名称、地址，代表人姓名、职务；
（二）当事人另一方姓名或单位名称、地址，代表人姓名、职务；
（三）请求处理的理由、事实和要求；
（四）证据，证人的姓名和住址；
（五）请求方持有或所有专利权的证明。
第九条 专利纠纷当事人为法人的，需提交法定代表人证明；当事人委托代理人的，应提交代理人委托证明。
第十条 专利管理机关收到请求书后，经审查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应在七日内立案；不符合规定的，应在七日内通知请求方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第十一条 案件受理后，应当在五日内将请求书副本发送当事人另一方；当事人另一方收到请求书副本后，在十五日内提交答辩书；在规定期限内不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专利管理机关的处理。
第三章 程 序
第十二条 专利管理机关办理专利纠纷案件，一般应组成调处小组，小组成员应由单数组成；比较简单的案件由专利管理机关指定一人调处。
第十三条 调处小组成员，如果认为办理本案不适宜，应当自行申请回避；当事人发现小组成员与本案有关联，有权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
第十四条 办案人员必须认真审阅请求书、答辩书和有关材料，进行调查研究，收集证据，查清纠纷事实。
为了调查取证，专利管理机关可向有关单位查阅与案件有关的档案、资料和原始凭证。有关单位应当如实地提供材料，协助进行调查；需要时，应出具证明。
专利管理机关对于涉及国家机密的证据必须保密。
第十五条 现场勘察或者对物证进行技术鉴定，应当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到场；必要时可邀请有关单位派人协助。勘察笔录和技术鉴定书，应当写明时间、地点、勘察鉴定结论，由参加勘察、鉴定的人员签字或盖章。
专利管理机关委托有关单位进行技术鉴定时，受托单位应当按照委托鉴定的项目、标准等要求认真办理。
第十六条 在处理侵权案件时，为避免造成更严重的经济损失，专利管理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认为需要采取保全措施的，按规定提请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第十七条 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遇有当事人另一方提出专利权无效请求时，应当中止处理程序，待专利权是否有效问题解决后再恢复对专利侵权纠纷的处理。
第四章 调 处
第十八条 专利管理机关在调处专利纠纷案件时，首先进行调解，调解时应本着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促使当事人互相谅解，达成协议。
第十九条 调解工作由专利管理机关办案人员主持。
根据案件需要，调解时可以邀请技术专家和有关人士协助。
第二十条 调解达成协议应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由当事人签字，由办案人员署名并加盖专利管理机关印章。
调解书内容不得违背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
第二十一条 调解书送达后，当事人双方必须履行。
第二十二条 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专利管理机关应及时进行处理，不应久调不决。
第二十三条 专利管理机关处理专利纠纷时，应通知当事人按时到达处理地点。
当事人经专利管理机关两次正式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达处理地点的，或未经专利管理机关许可中途退出的，如果是请求方，则视为自动撤回请求；如果是当事人另一方，专利管理机关可以作出缺席处理的决定。
第二十四条 处理决定书应当写明：
（一）纠纷双方当事人的姓名或单位名称、地址，及其代表人或者代理人姓名、职务；
（二）请求的理由、争议的事实和要求；
（三）处理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法规；
（四）处理的结果和调处费用的负担；
（五）不服处理的起诉期限。
处理决定书由办案人员署名，加盖专利管理机关印章。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不服专利管理机关对本办法第四条第（一）、（二）、（三）、（四）项纠纷处理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处理决定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书，应当依照规定的期限自动履行。对本办法第四条第（一）、（二）、（三）、（四）项纠纷的处理决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又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另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二十七条 市地专利管理机关应在作出处理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处理决定书向省专利管理局备案。
第二十八条 省专利管理局发现市地专利管理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确有错误，有权责成市地专利管理机关重新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应当交纳调处费。调处费包括案件受理费和案件处理费。
案件受理费由请求方预交。
案件处理费（包括鉴定费、勘验费、测试费和证人的误工补贴）按实际开支收取。
案件处理终结，调处费由责任方承担；当事人双方均有责任的，按责任大小分担。
调处费收取标准由山东省专利管理局会同省财政部门制定。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山东省专利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87年9月17日
【内容提要】公诉方式的设计一直是刑诉法理论上和立法上的难题,而公诉方式又涉及刑事诉讼模式的整体运行。受刑事诉讼传统的影响,两大法系国家分别采取了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两种诉讼模式,其公诉方式也相应地表现出不同的类型。前者采取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公诉方式。按此方式,检察官在提起公诉时,只能依法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交具有法定格式的起诉书,表明控诉一方的诉讼主张,而不得同时移送有可能使法官产生预断和偏见的其他文书和控诉证据,也不得在起诉书中引用这些文书和证据的内容;后者采取全案移送主义的公诉方式,即公诉机关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时,不仅要提供起诉书,还要移送所有的卷宗材料。[1]
【关键词】 新刑诉法 公诉方式 复印件主义 卷宗移送主义
有关检察机关刑事公诉方式的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的“卷宗移送主义”到刑诉法修改后的“复印件主义”,再到当前不少学者所倡导的“起诉状一本主义”,无不发挥着各自的影响力,如今。新刑诉法的出台,又再一次确认“卷宗移送主义”的公诉案件移送方式,难道是历史的倒退,还是对现实的一种妥协?本文拟通过对我国刑事制度的实证分析,来探讨刑事案件的公诉方式的取舍。
一、我国现行公诉案件移送方式——“复印件主义”[2]
所谓复印件主义,即指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确立的人民检察院在向法院提起公诉时,不仅要向法院提交起诉书,而且要向法院移送有关主要证据复印件的公诉方式。这一公诉方式从表面上看似乎摒弃了过去全案卷宗移送的做法,兼取了“卷宗移送主义”和“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合理内涵,既能够防止法官在庭审前形成主观预断,又能够实现公正裁判。然而多年的实践却证明,“复印件主义”在司法实践中实施的情况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大致如下:
1、有罪推定思想指引下,公安、检察机关、法院的相互配合机制,使得办案中犯罪嫌疑人客观被“被告化”
实践中,不少侦查人员只收集定案的有罪证据,认为反正还有法院最后把关,图省事,怕麻烦,并且材料比较粗,在移送起诉时,并没有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对该做的工作不做,如核实被告人的无罪、或罪轻辩解或查证不同证据间的矛盾等工作。而案件一旦移送到法院,法院为尽快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也会依职权主动收集相关证据。因此,在有罪推定思想的指引下,基于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模式,共同将被告人绳之以法,实现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2、严格意义上的“庭前程序”的缺失,加剧了法官的庭前预断失误,不利于案件审判
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赋予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有程序审查权,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116条规定这一程序性审查工作由人民法院指定审判员进行。但是,由于全国法院实行的“大立案”改革机制,刑事审判庭无权决定刑事公诉案件的立案工作,只能无条件接受立案庭移交过来的案件,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立案庭只是“对刑事公诉案件进行立案登记”。所谓立案登记,只是过过手而已,不管是否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50条的规定,不管是否符合开庭审判的条件,均要移交刑事审判庭进行审理,根本不存在什么程序性审查,以至于对明显不符合开庭审判的案件,如不属于本院管辖、缺少刑诉法第150条规定的移送材料等,也立案受理。因而,复印件主义,使得审理法官无法准确判断案件的主要证据,得不到充分、全面的庭前案件信息,加大做出错误的庭前预断的风险,更加不利于案件审判和纠正法官错误。
3、律师辩护权利被不断弱化,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控辩双方地位平等,法庭庭审流于形式
诉讼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法庭庭审不可能真正达到法官中立,控辩双方举证、质证的程序正义。公诉机关在仅移送主要证据给法院前,刑事律师仅可以审阅相关的技术性材料和相关鉴定文书,及使在审判环节,他们只能查阅主要证据,刑事律师也无法掌握全部案件信息。姑且不说主要证据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主要证据,即使是,也是对被告人不利的定罪证据。基于“六部委”出台对主要证据的认定标准后,主要证据解释权也归检察机关所有。同时,辩护律师也几乎不敢提取同侦查机关相反的证据来提交法庭,一方面受制于自身的调查权受限制,另外一方面,担心侦查机关报复,以“辩护人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使自己深陷囵狱。所谓“辩护有风险,取证需谨慎。”因而,律师在庭上的辩护意见仅停留在对侦查机关已查证的证据类别和内容上,涉及到罪轻的证据提交也停留在被告人的现实表现情况等无关痛痒的证据材料收集上,而丧失其独立的法律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法律的悲哀。
4、不利于诉讼效率和节约司法成本
鉴于基层办案压力较大,对于“复印件主义”,则要求检察官提交主要证据,等待法庭的审判,并且对于经第一次开庭后,对于控辩双方来讲,都存在对法官审判突袭的可能性。律师全面听取控方所指控的犯罪证据后,提出申请重新鉴定、或要求控方查证的要求,控方也基于此可能提出调取新的证据的请求,不利于及时总结案件争议焦点,诉讼效率不高。针对普通刑事案件,要求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的做法,不但会产生大量的复印费用,而且这种做法也收不到实际效果。实践中,有些基层检察机关干脆变通处理:即在起诉书中写明移送复印件,同时移送案件时全案移送。由于检察机关或法院的现有办案考评机制,导致正常的办案程序所带来的风险被放大化,办案单位怕影响到相关职务升迁以及全体办案人员的绩效奖金发放,法院往往是先定后审,或者审了不定,待全部阅卷后再确定,达不到庭审应有的效果。因此,移送证据复印件意义不大,不以利诉讼的展开。
二、在职权主义的刑诉模式下探讨回归“全案移送模式”的可行性和必然性
站在实证分析的角度,我们要清楚我国现有刑诉模式为“职权主义”主导下的“类当事人主义”。法官在审判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基于庭前审查程序的缺失,所导致的控辩双方信息不对称,公诉方和辩护方、被告方仅具形式上的平等,而无实质意义的对立。法官在现有情况下,仍然进行实体审查,无法排除预断。因此,单纯的实施“起诉状一本主义”公诉方式,不仅不会增强庭审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反而加大了“突袭审判”的危险,容易造成对抗的随意性和发散性,不利于发现案件事实,做出正确判决。同时由于法官、律师、检察官在对案件基本事实和具体证据的了解上无法达成基本共识,势必导致庭审过程拖沓,若将所有问题(特别是起诉的形式要件)都放到开庭后解决,难免造成诉讼的不必要拖延。[3]在分析了“复印件主义”和“起诉状一本主义”存在的缺陷后,笔者认为:在我国当前对抗制诉讼改革的基本精神前提下,重新构建“卷宗移送主义”这一传统公诉方式,是我国现阶段一种明智的选择,同时也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首先,这符合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理念的要求,即追求客观真实,保障实体公正
我国现有的追求客观真实的刑事诉讼理念——惩治犯罪,实体优先。法院判决的证明标准:客观真实,决定了法官在庭前必须掌握相当的案件信息。而复印件主义远远不能满足法官内心对案件真相的把握,即使不全案移送,他们也往往通过其他途径来掌握案件的相关信息,比如事先与办案单位沟通,就疑难问题询问相关承办人,做好庭审前的准备工作,而全案移送则解决了法官的这种尴尬境地。从对实体公正的保障作用看,卷宗移送主义更符合认识规律。人们对客观事物包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都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去伪存真的过程。对事物的认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获取该事物的信息的增加,以及思维的演绎而发展变化。法官对案件的庭前认识,经过庭审过程,兼听控辩双方的质证、辩论,完全有修正错误认识的时间基础和信息基础。如果在公诉方提交案件卷宗和证据后,开庭审理前,同样允许被控方提交辩护证据材料,不仅有助于扩大法官的认识基础,而且有利于提升程序公正性,为证据的采信和裁判的形成提供充分的说明理由。因此,卷宗移送主义有利于保障实体公正。
其次,平衡控辩双方诉讼地位,增强对抗性,保障法官引导审判
我国现有模式引入当事人对抗主义诉讼模式,但缺乏庭前交换程序,为体现程序公正,削弱法官预断的影响力,从目前控辩双方获取证据的能力、手段等各方面来看,控方在提起公诉时全案卷宗移送有利于辩方及时掌握全案证据,增强辩护的针对性。同时,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争点的集中也有利于形成控、辩、审三方认识的基本一致,从而纠正法官预断的偏差,进一步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因而全案移送,有利于法官实现探明诉讼焦点,依职权合理引导庭审,控制控辩双方交集,实现看得见的正义。
第三,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
在当前实行“复印件主义”公诉方式的背景下,以全案卷宗移送为手段的简易程序在实践中会很大程度上提高诉讼效率,究其原因就在于在卷宗移送方式下控、辩、审三方均对案件事实达成了一个大体相当的“基本共识”,效率自然也就提高了。如果在普通程序案件中实行全案卷宗移送,虽然不能消除三方在法律适用问题上的认识分歧,但能够在建立事实基本共识的情况下进行辩论,同样能够大幅度提升庭审效率,进而提高目前普通程序案件的当庭宣判率,这与推行试行庭前证据展示的基本目的也是一致的,是适应当前刑事诉讼效益原则要求的。
第四,传统“卷宗移送主义”的基本缺陷能够得到克服
1996年刑诉法之前适用“卷宗移送主义”,往往会出现先定后审的情况,是因为1979年刑诉法108条有一个规定,法官在开庭之前要全面审理案卷材料,要根据审查之后得出三种情况的结论,有罪的开庭审判,通知被告人可以申请律师,事实不清的、证据不足退回检察机关侦查。依法不构成犯罪,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这是第三种,要求检察院撤回起诉,这是108条惹的祸,不是移送材料惹的祸。由于目前的庭审方式已不再是过去的法官纠问式,而是吸收了大量的当事人主义的控辩对抗内容。“法庭上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被害人、鉴定人,以及对书证、物证的调查,主要由控辩双方进行,审判人员在法庭上的发问以及庭外调查仅具有补充性。因此,预断对庭审的影响大为削弱。所有用做定案根据的证据,都必须经过庭审调查。控辩双方举证和质辩,法官居中听审。听审中的信息输入不可能不对法官的错误预断产生影响。”[4] 同时,当前进行的裁判文书改革和审判监督机制的完善也间接制约了传统卷宗移送做法下的法官自由裁量权作用的发挥。
第五,“卷宗移送主义”模式这也是新刑诉法的程序要求,是新刑诉法的有机组成部分
新刑诉法着重强化证据意识,增强庭审对抗。基于对抗的增强,新刑诉法不但扩大了律师的会见权,同时又提出更高的证据收集以及证明要求,这些规定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全案移送主义”的内涵。在全案移送模式下,侦查机关、公诉机关,不但要收集有罪的证据,而且要全面、客观收集嫌疑人、被告人罪轻、无罪的证据,通过细化的证据类别和严格证明标准的适用,从而为庭审对抗打下良好基础。这要求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至移送法院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庭前准备,积极收集证据,严格起诉证据,同时也是对法官审判的一种制约。因而,“卷宗移送主义”模式是适应新刑诉法的内在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