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咸宁市工伤保险市级统筹实施办法的通知
湖北省咸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咸宁市工伤保险市级统筹实施办法的通知
咸政办发〔2012〕116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咸宁经济开发区：
《咸宁市工伤保险市级统筹实施办法》已于9月4日经市政府2012年第13次市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咸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2年9月20日
咸宁市工伤保险市级统筹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第375号令、以下简称《条例》）、《关于推进工伤保险市级统筹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社部发〔2010〕20号）、《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省政府令第257号）等相关文件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类企业、事业单位（不含参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称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以下称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
第三条 基本原则：
（一）坚持以支定收、收支平衡；
（二）坚持保障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三）实行“四统一”的市级统筹模式。即：统一政策、统一预算、统一调剂、统一考核。
第四条 工伤保险市级统筹后，县（市、区）政府要认真履行扩面征缴，加大财政投入，确保工伤保险本级财政预算和配套资金及时足额到位的职责。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工伤保险市级统筹工作。
第二章 基金筹集和使用
第五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时缴纳工伤保险费。事业单位（不含参公事业单位）按财政供养方式负担，职工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
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数额为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乘以单位缴费费率之积。
对难以按照工资总额缴纳工伤保险费的行业，其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具体办法，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 工伤保险费缴费基数以国家统计口径规定的上年度用人单位在岗职工工资总额为基数据实核定。本单位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低于全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0%的，按上年度全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60%核定；高于全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300%的，按上年度全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300%核定。
第七条 根据国家有关行业类别、行业费率的规定和本统筹地区工伤保险基金支出、工伤发生率和职业病危害程度等情况，按照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则，实行行业基准费率和浮动费率：
（一）基准费率。一类风险的行业为用人单位年缴费基数的1 %；二类风险行业为用人单位年缴费基数的2 %；三类风险的行业为用人单位年缴费基数的4 %。
（二）浮动费率。用人单位属一类行业的，按行业基准费率缴费,不实行浮动费率；用人单位属二、三类行业的，实行浮动费率。用人单位首次参保的，按行业基准费率确定，以后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用人单位上年度工伤保险费使用、工伤发生率、职业病危害程度等因素，每两年调整一次费率，在原基准费率的基础上，上浮到基准费率的120%、150%，下浮到基准费率的80%、50%，由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提出调整意见，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批准执行。
第八条 工伤保险基金支付项目及标准：
（一） 工伤保险基金的80%用于支付因工伤发生的如下费用。
1、治疗工伤的医疗费用和康复费用；
2、住院伙食补助费；
3、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的交通食宿费；
4、安装配置伤残辅助器具所需费用；
5、生活不能自理的，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的生活护理费；
6、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一至四级伤残职工按月领取的伤残津贴；
7、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当享受的一次性医疗补助金；
8、因工死亡的，其遗属领取的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因工死亡补助金。
（二）工伤保险基金的20%用于支付用于《条例》规定的劳动能力鉴定，工伤预防的宣传、培训等费用，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用于工伤保险的其他费用的支付。
第九条 因工伤发生的下列费用，按国家规定由用人单位支付：
（一）治疗工伤期间的工资福利及停工留薪期内护理费用；
（二）五级、六级伤残职工按月领取的伤残津贴；
（三）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当享受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第三章 基金预算管理
第十条 工伤保险基金严格按照“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则，实行基金预算管理。工伤基金纳入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专款专用，任何部门、单位或个人均不得挤占、挪用，也不得用于平衡财政预算。
第十一条 收支预算的内容。工伤保险基金预算包括基金收入预算和基金支出预算。基金收入主要包括工伤保险费收入、利息收入、财政补贴收入、转移收入、上级补助收入、下级上解收入、其他收入等；基金支出主要包括工伤保险待遇支出、劳动能力鉴定费支出、转移支出、补助下级支出、上解上级支出、其他支出等。
第十二条 建立基金收支预算管理制度。基金预算方案编制程序，参照《国务院关于试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意见》（国发（2010）2号）执行。
第十三条 收支预算的执行。
（一）县（市、区）经办机构严格按批准的预算执行，每月编制《县（市、区）工伤保险基金收支预算执行情况表》，分别向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上级经办机构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报告预算执行情况。
（二）市经办机构汇总《县（市、区）工伤保险基金收支预算执行情况表》，编制《咸宁市工伤保险基金收支预算执行情况表》，分析工伤保险基金收支预算执行情况，按时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报告。
第十四条 收支预算的调整。工伤保险基金预算在执行过程中不得随意调整，如出现政策变化等特殊情况预算产生重大影响，确需调整预算时，应按照基金预算编制程序，由各县（市、区）经办机构提出预算调整方案，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批汇总、财政部门审核，同级政府审定后报市财政部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汇总，并经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五条 收支预算的监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对市级和各县（市、区）年度工伤保险基金收支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并将检查情况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第四章 风险调剂基金管理
第十六条 为防范基金风险，确保工伤保险基金的正常运行和参保人员待遇的落实，建立市级工伤保险风险调剂基金制度。
第十七条 市级在社会保障资金财政专户下设立“工伤保险风险调剂基金”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用，接受审计、财政部门监督。
第十八条 工伤保险风险调剂基金的筹集。按上年度工伤保险基金征缴收入预算数的10%上解，调剂金总额达到全市上年征缴工伤保险费总额的50%后不再上解。各县（市、区）经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审核后，每年第一季度一次性向市“工伤保险风险调剂基金”专户上解。
风险调剂金上解时，县（市、区）作基金支出，市级作收入；下拨时，市级作基金支出，县（市、区）作收入。
第十九条 当出现重、特大事故，基金不够支付时，可申请风险调剂金。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检查核实，风险调剂基金不予补助：
（一）未按时足额缴纳市级风险调节基金的；
（二）未严格执行全市统一工伤保险政策和管理办法的；
（三）未完成当年工伤保险预算收入和扩面征缴计划任务的；
（四）擅自调整工伤保险基金收支预算的；
（五）因违规、违纪行为造成工伤保险基金重大损失的。
第二十一条 风险调剂基金申报。一个年度结束后，在发生第十九条规定情形时，由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保障部门、财政部门提出年度工伤风险调剂基金补助报告，并附《县（市、区）工伤风险调剂基金申报表》，报人力资源和社保障部门、财政部门审核。
第二十二条 风险调剂基金补助程序。
（一）经市政府批准支付的风险调剂资金，先由县（市、区）在历年基金累计结余中支付，历年基金结余不足的，再由市级风险调剂基金补助。
（二）当年市级风险调剂基金历年累计结余总额不足支付各县（市、区）申请补助基金时，将根据各县（市、区）考核情况由市级风险调剂基金按比例给予补助，不足部分由当地政府解决。
第二十三条 风险调剂金审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根据县（市、区）年度风险调节基金补助情况，提出当年市级风险调剂基金补助报告，编制《咸宁市工伤保险风险调剂基金申报表》，报市政府批准，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将工伤保险风险调剂资金拨付到县（市、区）财政工伤保险基金专户。
第二十四条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根据市级工伤保险统筹基金使用情况和国家政策调整，适时调整风险调剂基金使用范围和筹资比例，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市政府将市级统筹工作纳入对各县（市、区）政府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范围，每年对各地社会保险扩面征缴、基金预算和补助资金到位情况进行考核，实行一票否决。
第二十六条 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按《条例》规定执行。职工发生工伤的，在《条例》规定的时间内向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初次劳动能力鉴定的，市直单位由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直接向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提出申请；县（市、区）的由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每月二十五日前集中上报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
对市直范围内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由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送达；对县市区范围内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由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委托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送达。
第二十七条 《安全生产许可证》及《建筑施工许可证》颁发机关在审核发证时，要求单位必须提供由社会保险部门出具的当年参加工伤保险证明，否则不予发证。
第二十八条 建立工亡职工补充保险制度，工伤补充保险办法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按照省有关规定另行制定。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在实施过程中，国家、省对有关政策作出调整时，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对本办法进行调整，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三十条 本实施办法从2012年10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至2016年9月30日。
税法公平价值论*
李 刚**
第三章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
——由税法公平价值研
究引出的若干思考
确定税法的价值的概念及其含义，以及对税法的公平价值的理性分析，虽然是研究所必需、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但还不是研究的目的本身；研究的目的应当是在此基础上，明确税法的公平价值所体现出来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使税法的（应有）价值能够在对实在税法的既存价值不断加以修正完善、同时其自身由此持续发展优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得以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从而具有永恒的指导意义。
笔者认为，“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正是税法公平价值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相结合的最佳范例。因为，“中国税法之现代化”不仅包括税法学理论的现代化，还包括税法实践的现代化。税法的公平价值对于税法学理论之现代化——或称现代税法学的意义，笔者在第二章第二节已有部分论及；以下则深入探讨作为税法公平价值之本源的“契约精神”对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理论意义，以及税法的公平价值对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实践意义。
当然，这是一个大题目，笔者虽思考良久，仍未得要领。此处，只是简略表明一下笔者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节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概述
概念与内容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是在中国法制之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所谓现代化，简单来说，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那么法制现代化就是指一个国家的传统型法制向现代型法制转化的过程。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将使一个国家的法律整体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在静态方面，法制现代化意味着已公布的法律应当是体系完整、层次分明、结构均衡、规范协调、体例统一，并且体现人民意志、适应社会发展、代表人类前进趋势的“良法”；在动态方面，则意味着“法律应在任何方面受到尊重而保持无上的权威”[117]。简言之，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就是“法治”(rule of law)的实现。在目前的中国，法制现代化与写入宪法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同一命题的两种表达”[118]：后者是前者的实质内容和战略目标，前者是后者的描述性写照。[119]
因此，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简单来说，就是“税收法治”（Rule of Tax Law）的实现过程。具体而言，笔者以为，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在理论基础方面，以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因素——“契约精神”与国家意志论和国家分配论的有机、合理结合为基础，形成从规则注释到原则分析、再到价值研究的完整的基本理论体系；（二）在思想条件方面，以重构之税收法律意识为“税收法治”的实现创造人文环境；（三）在立法保障方面，确立税收法定主义为立法基本原则，并坚决一以贯之；（四）在制度运行方面，实行包括上述三方面内容的依法治税；（五）在最终目的方面，实现“税收法治”的状态。
支点与核心——契约精神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模式属于应激型，即一个较落后的法律系统受较先进的法律系统的冲击而导致的该法律系统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其推动力量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国家外部，来自外国较为先进的法律系统的冲击与渗透；另一方面来自国家内部，即作为对外来冲击与渗透的反应，国内各界对法制现代化的主动追求。[120]
在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进程中，笔者认为，其推动力量就是指参考和借鉴社会契约理论的合理因素，对传统税法学加以反思与拓新，并以此指导对税法实践的修正与完善；这其中，传统税法学理论得以在跨世纪进程中嬗变、革新，进而发展为现代税法学的支点和核心，就是既作为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又作为税法公平价值的“本源”、进而对税法基本理论具有根本指导意义的“契约精神”（Spirit of Contract）。
我们可以通过考察罗马法发展后期才形成的古典契约法来理解上述所谓“契约精神”。古典契约法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所谓经济基础，就是商品经济关系的内在反映。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经济的封闭性、局限性和保守性以及自给自足，不仅限定了人们基于血缘、亲情、宗教、伦理和等级等产生的各种特定身份及在此身份下所从事的特定行为，还决定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及因此而导致的人格上的非独立性。但是一旦商品经济开始发展起来，即使是有如古罗马那种早期的简单商品经济，其开放性就足以突破既有的种种限制。于是，伴随着商品交换不可抑制地兴起，商品生产者及其代理人由于摆脱了身份的限制和对他人（主要是土地所有者）的依赖，具有了独立的人格，因而彼此之间可以通过自由的意思表示——契约形式达成合意，完成经济交往活动。因此，英国法学家梅因认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121]商品经济关系的内在要求集中体现在，参与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体的地位的平等、意志表达的自由以及由此达成合意的权利义务表现形式，因此决定了在经济生活的全过程和每一个环节、亦即在商品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诸方面，都必须借助“契约”这个中介形式才能完成；“平等、自由和权利”也就构成了契约的基本要素。[122]
古典契约法产生的思想基础是古典自然法理论。古典自然法理论认为，契约关系是一种理性关系，是个人意识发达的产物。“人们缔结契约关系，进行赠与、交换、交易等等，系出于理性的必然，……。就人的意志说，导致人去缔结契约的是一般需要、表示好感、有利可图等等，但是导致人去缔结契约的毕竟是自在的理性，即自由人格的实在（即仅仅在意志中现存的）定在的理念。”[123]作为古典自然法思想核心内容之一的社会契约理论，遵循古典自然法学家所提出的自然理性向人类理性发展的历史规律，进一步提出“国家和法都是因人们相互之间订立契约而产生”的主张，将契约理论深入到“人民与国家和法”的本质关系之中。
由此，古典契约法以古典自然法所倡导的理性为先导，在商品经济强大的推动力下，在追求“契约自由”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基于商品交换关系的一般要求而焕发出的平等、自由和人权”的“契约精神”[124]。这一精神不仅体现在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实在的、具体的契约（合同）关系中，更深刻地内涵于国家的起源及人民与国家之间抽象的“契约”关系中。
税收活动与国家的产生相伴相随，并且直接涉及人民与国家之间最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其经法律调整之后而表现出来的税收法律关系也体现了上述“契约精神”；而且，与人民和国家之间其他的行为及其法律关系相比，税收法律关系对契约精神的体现更为直接和深刻。对此，笔者在第二章中已有较为详尽的论述。
当然，与“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相比，“税法的公平价值”命题显得有些微不足道。然而，在当代中国，对实在税法仍然仅作制度层面上的注释甚或创新，以及实务操作方面的改进乃至完善，亦难救其于困境之中；必须寻求一个理论上的突破口，这时，税法的公平价值研究就凸显其举足轻重性。有学者认为，中国法制现代化实质上是“标明中国社会法律系统由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人治型’法律价值——规范系统向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法治型’法律价值——规范系统的历史转型过程。”[125]税法的公平价值由其第一层次的形式正义，渐次至第二层次的实质正义，再进而至第三层次的本质公平，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法制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传统税法囿于“人治法”之局限，只能停留在形式正义的层面上；而在中国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等整体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开始经由实质正义的阶段而向本质公平的最高层面突破，最终必将确立由三个层次共同构建起来的、完整的税法公平价值系统，并为“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研究提供最急需、最关键的理论支持。
第二节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由依法治税到税收法治[126]
如果用最精练的一句话来概括“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实质内容，那就是“通过依法治税，实现税收法治”。税法的公平价值对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总的意义也就体现于此。
一、 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回顾
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国务院于1988年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以法治税”的口号开始。次年（1989年）5月，“全国首届‘以法治税’研讨班”在京举行，[127]掀起了学习和贯彻“ 以法治税”的第一个高潮。这一阶段中，以法治税主要是针对治理整顿税收秩序而提出来的；虽然也有学者使用“依法治税”的表述，但并非是在对“以”和“依”作出本质区别的基础上来使用的，往往是将二者混同使用，反映出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所体现的“人治”观念和法律工具主义优位的特点。
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先后被第八届全国人大（1996年3月）和党的十五大（1997年9月）认可和确定，特别是在1998年3月，新一届国务院成立伊始就发布了《关于加强依法治税 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对依法治税的理论探讨进入了全新的第二阶段。需要指出的是，从“以法治税”和“依法治税”无区别地混同使用到正式确定真正含义上的依法治税，这一字之差，其意义如同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从“法制”到“法治”的一字变化的意义一样深刻、重大，反映了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律工具主义到法律价值理性的根本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在税收和税法领域中的深入体现。
二、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
笔者认为，在贯之以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的现代税法学的基础上，可以将依法治税定义为：所谓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指通过税收法制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法治的状态。
这一概念包含着以下丰富的内涵：
1(明确了依法治税与依法治国之间部分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依法治税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并作为依法治国整体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工程，在与其他包括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等诸方面在内的法治子系统工程相互有机联系、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才能切实开展并深入进行。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事务部专家小组所指出的，“法治是一个超越税收的概念。……依法治税取决于整个法律制度的发展，但税收这一领域足以显示法治的优越性和要求。”[128]
2(突出了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即税收法制建设。税收法制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包括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在内的统一体，其内容亦极其广泛和丰富。
3(指出了依法治税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和根本目标——“税收法治”。根本目标包含基本目标，但不限于此，还包括良好的税收法制建设等。
4(将“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置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之前，突破了二者的传统排序，表明了依法治税的重点在于前者。其实早在1989年，就有学者提出，“税收工作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国家向人民（包括企业）征税，一方面是人民向国家纳税。要把法治原则贯彻到这两方面，就是国家要依法征税，人民要依法纳税。只强调一方面是不全面的。……近代的法学家、税法学家研究税法时就特别注重政府依法征税一方面，至少是同时注重两方面。”[129]所以，我们过去片面强调“人民依法纳税”是有偏误的，从依法治国的实质即依法治权和依法治吏来看，依法治税首先也应当是指“征税主体必须依法征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