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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拾得物纠纷的法律适用
袁江华　曲升霞

　　拾得物是指拾得人拾得的遗失物、漂流物或失散的饲养动物，涉及拾得物的纠纷一般是指有关拾得物的返还和拾得物管理费用的补偿。对此类纠纷如何适用法律进行处理，虽然我国民法通则第79条第2款作了专门规定：“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4条也规定：“拾得人将拾得物据为己有，拒不返还而引起诉讼的，按照侵权之诉处理。”但是由于对拾得物引起的争议法律关系性质认识不一致，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对此类纠纷的认识和处理也各不相同，对拾得物的返还，有的按不当得利处理1，有的按侵权行为处理2；对拾得物管理费用的补偿，有的按无因管理进行补偿3，有的则按物权关系进行补偿4，从而导致适用法律不统一，影响了法律适用的严肃性。那么对拾得物纠纷该如何统一适用法律呢?笔者认为，关键是必须对民法通则第79条第2款拾得物专门条款所包含的法律关系，以及这一条款与民法通则其他涉及拾得物规定的有关条款的相互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把握，才能对拾得物纠纷准确适用法律。
一、拾得物专门条款所包含的法律关系
　　我国民法通则第79条第2款是对拾得物的专门规定。这条专门调整拾得物的法律规范是在民法通则物权(财产所有权)篇中规定的，是基于物权关系对拾得物的具体规定。根据物权的性质，财产所有人即使因财产丢失而丧失事实上的占有，但并不丧失权利，不论财产落入何人之手，所有人都享有追及权，可以追及其物，向实际占有人主张其权利5。民法通则第79条第2款关于拾得物应当归还失主的规定，确立的是物上请求权。在物权关系下，拾得物的所有权仍然属于失主，失主不因丧失事实上的占有而丧失权利，拾得人有义务将拾得物返还给失主。至于拾得人为管理拾得物而支出的费用补偿也是依据物权关系在物权争议中一并解决的问题6。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拾得物专门条款体现了失主与拾得人之间形成的是物权关系，失主享有物之请求权，享有请求返还拾得物的权利，并有偿还拾得人拾得物管理费用的义务；拾得人有义务向失主归还拾得物，也有权利请求补偿拾得物管理费用。
　　但是，我们考察79条第2款这一拾得物专门条款的规定还可以看出，这一条款所包含的物权法律关系，并没有对拾得人的主观条件提出要求，拾得人捡到拾得物，不论是出于何种动机与何种目的，都是适用这一条款将拾得物归还失主，因此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但是人的行为是受人的主观意志支配的，拾得人捡到拾得物时，总会有一定的主观动机和目的，且其主观动机和目的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为失主予以管理，另一种是想据为己有。由于79条第2款不需要去考虑拾得人是出于将拾得物据为己有还是为失主予以管理的动机、目的7，就使得这一条款所包含的物权关系与民法通则其他法律条款包含的法律关系发生了竞合。
　　一是与无因管理关系发生竞合。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对无因管理作了明确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没有法定或约定义务管理他人事务是无因管理的客观要件，有为他人谋利的目的和动机是无因管理的主观要件。拾得人捡到拾得物，是没有合法根据占有他人财物，其对拾得物进行管理，是没有法定或约定义务管理他人事务。如果拾得人主观上是为失主谋利，在不知所有人或所有人不明的情况下，先行对拾得物进行管理，在找到失主后再行归还，那么拾得人的行为又符合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属无因管理行为，这时就发生了拾得物的物权关系与无因管理的竞合。在此竞合情况下，所产生的纠纷主要是拾得人与失主之间就拾得物的管理费用补偿问题发生的争议。这时涉及这类纠纷的法律既有79条第2款拾得物专门条款，又有93条无因管理条款，这就导致拾得人将拾得物归还失主后，可依据这二个法条请求失主补偿拾得物的管理费用，这是实践中对拾得物管理费用纠纷适用法律不统一的原因所在。
　　二是与不当得利关系发生竞合。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或合同上的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到损失的事实。我国民法通则第92条对不当得利进行了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强调的是取得利益的客观状态，不需具备主观动机条件8。但取得利益总是有主观意志，如果取得利益是想为他人谋利就构成无因管理，如为自己谋利，就构成不得当利。实践中的不当得利主要是不当得利人取得不当利益的动机是想占为己有，为自己谋利。如果拾得人取得不当利益的动机是想占为己有，那么拾得人的行为又符合民法通则第92条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又是不当得利行为。这时又发生了物权关系与不当得利关系的竞合。在此竞合情况下所产生的纠纷主要是有关拾得物的返还争议。
　　由于物权是绝对权、对世权，任何人都不得侵犯。在物权关系下，拾得人明知拾得物系他人财产而据为己有，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故意，客观上又有拒不返还的行为，构成了对他人财产所有权的侵犯，所以最高法院贯彻意见第94条规定：“拾得人将拾得物据为己有，拒不返还而引起诉讼的，按照侵权之诉处理。”这条规定是建立在物权关系基础之上的，是对民法通则第79条第2款拾得物条款的适用解释。在物权关系与不当得利关系竞合时，涉及拾得物返还纠纷的法律条款既有民法通则第79条第2款与贯彻意见第94条的规定，又有民法通则第92条不当得利的规定，这就导致失主在纠纷发生后既可按照侵权之诉，又可按照不当得利债权之诉请求拾得人返还拾得物，这是实践中对拾得物返还纠纷适用法律不统一的原因。
二、拾得物专门条款与不当得利、无因管理条款的关系
　　由于民法通则调整拾得物返还与拾得物管理费用补偿争议的法律条款既有79条第2款拾得物专门条款，又有92条、93条不当得利、无因管理条款，这就有必要对这些涉及拾得物纠纷的法律条款之间的关系作一下研究和探讨，以对拾得物纠纷准确适用法律。
　　从法律条款调整的客观对象来看，民法通则第92条并没有对不当得利的范围进行规定，至于不当利益的种类是什么，是动产还是不动产，是特定物还是种类物，该条款并没有要求，这就是说没有合法根据获取的导致他人受损的一切利益都属于不当利益的范畴。在拾得物物权关系与不当得利关系竞合的情况下，79条第2款调整的拾得物在拾得人想占为己有的情况下，毫无疑问是属于92条规定的不当利益的范围，此时92条调整的不当得利与79条第2款调整的想占为己有的拾得物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但是民法通则却将拾得物用79条第2款专门条款单独予以规定，其实质就是将想占为己有的拾得物从92条的不当得利中分离出来，92条对一般的不当利益进行调整，79条第2款是对想占为己有的拾得物这特殊的不当利益进行调整。因此79条第2款拾得物专门条款与规定不当得利的92条的关系，应是特别条款与普通条款的关系。根据特别条款效力优于普通条款的法律原则，对于拾得人将拾得物据为己有的，应适用79条第2款拾得物的专门条款。对于拾得人拒不返还而引起诉讼的，应适用贯彻意见第94条基于物权关系规定的按照侵权之诉处理，而不能适用民法通则第92条一般条款，依照不当得利债权关系进行处理。
　　在物权关系与无因管理关系竞合的情况下，79条第2款调整的为他人谋利而管理的拾得物应是被包含在93条无因管理的对象中，但民法通则却对拾得物用专门条款单独予以规定，其实质也是将为他人谋利而管理的拾得物从93条规定的无因管理中分离出来，93条是对一般的无因管理对象进行调整，79条第2款是对为他人谋利而管理的拾得物特殊的无因管理对象进行调整。因此79条第2款与93条的关系也同样是特别条款与普通条款的关系，对于拾得物的返还及拾得物管理费用发生争议应适用79条第2款特别条款进行处理，而不能适用93条一般条款以无因管理债权关系进行处理。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对于拾得人捡到拾得物无论是据为己有，还是为他人谋利进行管理而引发的拾得物的返还和管理费用的补偿纠纷，都应直接适用79条第2款这一特别条款的规定，对于拒不返还拾得物引发的纠纷，应按侵权之诉处理，而无须再适用第92条或93条的规定9，否则79条第2款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必要。
三、适用拾得物特别条款的法律效力
　　对于拾得物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第79条第2款拾得物特别条款，其法律效力与适用不当得利条款和无因管理条款有一定的区别。
　　在拾得物返还争议中，79条第2款这一特别条款明确拾得物的所有权是属于失主，赋予了失主所有权返还请求权，拾得人将拾得物据为己有、拒不返还时，失主可请求拾得人返还原物(包括孳息)10。而返还原物必须以原物依然存在为前提，若原物被毁损，失主可以要求恢复原状；若原物已经灭失，所有人只能要求赔偿损失而不能要求返还原物。适用拾得物特别条款，拾得人承担的是侵权的民事责任，同时依照贯彻意见第94条的规定，拾得物灭失、毁损，拾得人没有故意的，不承担民事责任。在物权关系与不当得利关系竞合时，如果根据民法通则第92条不当得利条款处理，失主享有的是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失主可要求拾得人返还原物(包括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管理费用后，予以收缴?。由于拾得人取得拾得物时是明知没有合法根据而取得利益，是属于恶意性质，因此如果原物毁损、灭失，不论拾得人是故意还是过失，都必须承担恢复原状或赔偿的民事责任?。在物权关系与无因管理关系竞合时，如果根据民法通则第93条无因管理条款处理，本人即失主可要求拾得人返还原物(包括孳息)。但如果拾得物毁损或灭失，拾得人主观上虽为失主谋利，但客观上并不有利于失主本人，反而使失主的利益受损，拾得人应负恢复原状或赔偿责任?。从这里可以看出，适用79条第2款特别条款，失主请求返还的范围与适用不当得利条款、无因管理条款请求返还的范围是一样的，但对于原物毁损、灭失后的责任，适用特别条款时，拾得人有故意的，才承担恢复原状或赔偿责任。而根据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条款，拾得人对拾得物的毁损、灭失不论有无故意，都要承担恢复原状或赔偿的民事责任。
　　在拾得物管理费用纠纷中，79条第2款明确规定“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这一特别条款规定只要是为管理拾得物花去了费用，就由失主补偿。在物权关系与无因管理关系发生竞合时，管理人是为失主的利益管理拾得物，93条无因管理条款规定的“受益人(即失主)偿付由此而支出的必要费用”与79条第2款规定是完全一致的，对费用补偿的法律效力是相同的。在物权关系与不当得利关系发生竞合时，拾得人是为自己谋利管理拾得物，适用92条不当得利条款时，由于其获得拾得物时明知没有合法根据属于恶意，其所花去的管理费用并不享有向任何人的补偿请求权?，这与79条第2款的效力是相反的。
　　综上所述，在物权关系与无因管理关系竞合时，79条第2款特别条款的法律效力与93条无因管理的法律效力一致的是，拾得人将拾得物返还失主后，可得到费用补偿；区别是拾得人对拾得物的毁损、灭失没有故意的，可以不承担无因管理中应该承担的民事责任。在物权关系与不当得利关系竞合时，适用79条第2款和贯彻意见第94条的规定，拾得人对拾得物的毁损、灭失没有故意的，可以不承担在不当得利中应该承担的民事责任；对拾得物管理费用也可以得到在不当得利中得不到的补偿，因此适用拾得物特别条款对拾得人是有利的。
　　
　　
　　注：
　　12?参见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一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59—560页；
　　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0页。
　　3参见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一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59页；第四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72页；《人民法院案例选》1998年第一辑，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4679?参见《人民法院案例选》1998年第一辑，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第127页。
　　5??郑立、王作堂：《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55页，第242页，246页。
　　8参见梁书文、回沪明、杨振山：《民法通则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657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
　　
　　
　　(作者单位：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扬州大学政法学院)

许霆案件的法理与法律——处理许霆案件的思路

龙城飞将


　　许霆案件，本来很简单，但大家都觉得很复杂，这是思路叉乱了。
　　大道至简，解决许霆案件，先理清思路，再各自阐述观点。

法理问题，法律问题？

　　就许霆案件而言，首先要知道，这个案件是法理问题，还是法律问题。
　　法理问题：许霆这个家伙真坏，搞了那么多钱，该死。
　　法律问题：寻找许霆的事实与法律之间的等号。找到了等号，判决有罪。找不到等号，判决无罪。毫无疑问，许霆案件是法律问题。

立法问题、司法问题？

　　就法律问题而言，可以从立法与司法两个角度进行研究。
　　进入法律问题，需要清楚，是立法问题，还是司法问题。
　　若是立法问题，启动立法程序，修改刑法内容。但这只能是以后的事。
　　现在当务之急是需要解决许霆罪与非罪，所以，应当是司法问题。

刑侦问题、公诉问题、审理问题？

　　就司法问题而言，可以从刑侦、公诉、审理三个角度研究。
　　刑侦阶段：发现并确认事实，对照法律规定，认为有罪，移送公诉机关。此阶段已结束。
　　公诉阶段：核实公安机关移送的证据材料，对照法律规定，认为有罪，提起公诉。此阶段亦已结束。
　　审理阶段：核实并确认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材料，事实清楚，对照法律规定。

认定事实问题、适用法律问题？

　　就法院审理而言，分为事实认定与适用法律进行判决两个阶段。
　　就刑事案件而言，难度最大的是认定事实人。事实认定不清，容易出错案冤案。云南的杜武、湖北的佘林祥均是因为事实认定不清而成了冤案。许霆案件的事实认定已经比较清楚，不存在大的争议。
　　事实认定结束后，就进入适用法律阶段。这一阶段，难度就不大了。事实清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具体来说，就是对照《刑法》分则中的罪名，对号入座。事实清楚，找不到相应的罪名，仍依照《刑法》第3条判决：“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在这一阶段，应当是极少出冤案错案的。
　　现在的危险是，就许霆的具体案例而言，在《刑法》分则中找不到对应的罪名，但不甘心判他无罪，就扯上“盗窃金融机构罪”。但这种法律的套用又引起全国舆论哗然。大众的舆论当然是直接对照法律，想给他定罪的却认为舆论不懂法律，而他们又找不出合理合法的解释，令大众舆论信服，就有人说大众舆论“不懂法律”。

观点多元，原因何在？

　　但为什么100个人有100个观点，众口难调，这是大家思路不同的缘故。实际上，在研究许霆案件时，在多个岔路口上都有人走到歧途。直接以许霆的事实对照相应的法律，才是捷径，才是正确的思路。
　　实际上，被人批评“不懂法律”的大众，在思考这个案件时是最直接地以事实对照法律。而懂法律的许多专家却是把法律问题与法理问题、立法问题与司法问题、认定事实问题与适用法律问题混淆了。
　　说“秘密窃取”不以“秘密”为要件，似乎“抢劫是秘密的，盗窃倒是公开的”，是把法理问题搞混了。
　　说许霆“有罪是肯定的”，要轻判，请求最高院适用刑法第63条，是把法理问题等同法律问题，不管是多么有名的专家发言，都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
　　说要启动立法程序，这是把立法问题混同司法问题，这种思路同样不能解决现实的许霆案件。
　　事实已经清楚了，做不出合理的判决，是把认定事实问题等同于适用法律问题了。

案件可能的发展方向？

　　若广州中院层层上报，请求最高院对许霆的行为作出有罪或无罪的司法解释，都应当判许霆无罪，这会使司法实践的人们为难。若最高院解释说：许霆的案件，法律上没有具体规定。则许霆应当判决无罪。若最高院解释说：许霆的案件，是盗窃行为，过去没有明确规定，现在把它列为盗窃罪的一个类型。许霆亦应当判决无罪。因为许霆的行为在先，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即新的立法在后。
　　若最高院解释说：许霆的案件，是盗窃行为，现在起应列为盗窃罪的一个类型，应判决许霆有罪。然后，广州中院据此解释再次判决许霆有罪，那就是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原先争议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出路何在？